手機剛激活就看到滿屏的預置應用，明明是新機，卻顯示內存已經占用了不少；從來沒用過這些軟件，但每天都能收到推送廣告；一直想卸載，卻根本找不到卸載選項……不少用戶反映，手機預置軟件不但拖慢了手機運行速度，而且消耗流量、電量，個人信息安全也無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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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品牌手機中，音樂、視頻、主題類軟件被廠商定義為“基本功能軟件”，消費者無法卸載。武先生反映，買一部新手機，剛開機就看到預置軟件“霸屏”，而且大多都不如第三方軟件好用，本以為買到了手機廠商營銷宣傳的“機身內存強大”的手機，但實際使用時卻發現這些預置軟件提前占據了不少內存。

武先生：手機自帶的內置應用，有短視頻播放器、閱讀軟件等，我不知道它們會不會自動運行，但是在使用手機時，經常會出現卡頓、發熱的情況。

除了數量眾多、功能較弱之外，消費者王女士認為，用戶面臨的更大問題在于，自己無法決定手機應用軟件的去留。

王女士：像一些音樂軟件、短視頻軟件，我也刪不掉，而且有時候這些軟件會蹦出一些網頁鏈接，但我不知道這些鏈接點進去后會不會有釣魚軟件的可能。

一位專業維修手機的師傅告訴記者，新手機里的很多預置軟件功能大多相仿，同一類型的音頻、視頻軟件可能有兩三個，還附帶一些游戲軟件。如果是用戶下載量高、使用頻繁的第三方“超級軟件”，是可以自行卸載的，而如果是手機廠家自主開發的應用，用戶可能就沒有“卸載權”了，專業維修人員也無法破解“卸載難”的問題。

維修師傅：這就是它機器上的東西，卸不了，那就沒有辦法了。

產經觀察家、IT行業分析師丁少將介紹，從智能手機的發展歷程來看，預置軟件一直存在，最初以工具性軟件為主，隨后越來越多娛樂、社交、游戲類應用進入到預置軟件的名單。長期以來，為新機預置應用軟件似乎已經成為各大手機廠商的“標準動作”。

丁少將表示：“預置軟件有這么幾個來源，第一個是手機廠商自己開發的APP，像套餐一樣直接植入到手機里邊；第二個是第三方APP開發商開發的軟件，和手機廠商有付費合作；還有一類來源是，手機硬件出廠之后，會有很多渠道接觸到手機，一些中小APP開發商為了推廣自己的應用，會找到一些第三方推廣渠道，包括通信運營商、層層零售渠道等，和他們合作，將軟件預置到手機里。”

丁少將解釋，隨著我國手機硬件產業鏈的高度成熟，手機市場競爭越發激烈，預置軟件成為手機廠商的盈利渠道之一，而發力自家軟件、構建品牌自身的應用生態，同樣能實現綁定客戶、搶奪市場、進行產業鏈推廣的目的，突圍出一片可觀的發展空間。

丁少將說：“硬件本身的收入其實是在‘價格戰’，尤其這幾年智能手機需求趨于飽和的情況下，硬件方面的利潤是逐漸下行的，而軟件和服務的收入能夠很好地彌補手機廠商的收入，成為第二增長引擎。當然，除了手機廠商會賺到軟件和服務運營的收益，渠道公司也會賺到推廣APP帶來的利潤。手機成為移動互聯網一個重要的入口之后，我們看到智能手機廠商越來越有動力去開發各式各樣的APP，因為是自己家的產品，它會被賦予最高的權限，和一些系統級的軟件一樣無法卸載，而市場上同類的產品，甚至可能會因為是競爭的關系而被排斥，其實這也是有損于市場公平競爭的。”

在北京云嘉律師事務所副主任趙占領看來，利益驅動使消費者的知情權、選擇權被嚴重侵害，“預置”在一定程度上演變為“強制”，在影響消費者使用體驗的同時，還潛藏著侵權風險。

趙占領表示：“預置軟件可能存在其他的一些違法行為，比如非法收集用戶個人信息、暗中扣費、提供的內容包含欺詐等。用戶在下載安裝軟件時，需要點擊用戶協議、隱私政策等，明確要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的范圍，并且經過用戶的同意。但是預置軟件是在沒有經過用戶同意的情況下下載的，所以關鍵就在于收集個人信息的時候，是在什么環節告知用戶的，如果沒有經過這些環節，卻在用戶還沒有啟動軟件的情況下收集了用戶個人信息，這顯然是一種違法行為。”

2016年，工業和信息化部出臺《移動智能終端應用軟件預置和分發管理暫行規定》，對移動智能終端預置、分發應用軟件等行為加強監管，明確了只有預置的“基本功能軟件”才可設為不可卸載等管理要求。不過，幫消費者奪回“卸載權”并不容易，有的廠商在“基本功能”四個字上玩起了文字游戲，有的廠商則嘗試通過更為隱蔽的方式推廣應用軟件。

2022年11月30日，工信部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聯合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移動智能終端應用軟件預置行為的通告》（以下簡稱《通告》），進一步明確和細化了“不可卸載”預置APP的定義和范圍，強化預置APP全鏈條管理，《通告》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執行。

趙占領表示：“通知明確規定了哪些是基本功能軟件，主要包括操作系統基本組件，保證智能終端硬件正常運行的應用，基本通信應用，比如撥打電話、收發短信、通訊錄、瀏覽器，以及應用軟件下載通道。除了這四類，其他的應用軟件都應當提供卸載方式，而且讓用戶選擇的安全便捷的卸載方式。”

管理規定再加碼，成效如何還有待觀察，丁少將表示，相關部門需要進一步加強執法力度，增強標準規范對預置應用軟件的約束力，真正實現“誰的手機誰做主”。

丁少將說：“任何一個廠商，讓它在高額的利潤面前依靠‘自律’，來確保它對用戶體驗和用戶權益的完善的保護，這是不現實的，所以‘自律’和‘他律’結合起來，才是一個相對穩健的方案。目前對軟件方面的監管相對硬件來說還是要單薄一些，有一定的提升空間。”

趙占領則建議，監管部門還要不斷細化相關措施，從應用軟件預置和分發等多環節共同發力，在進網環節加強安全檢測，在運行環節強化軟件管理。

趙占領表示：“到底是否提供了安全便捷的卸載方式？實際上在從手機廠商出廠時對手機進行相應的檢測就可以發現。而另一種情況是，手機硬件的生產企業遵循了法律規定，但在銷售環節、代理環節可能存在一些違規行為，這就要規范手機生產廠商，要求廠商來規范銷售商或者代理方等。除此之外，是否有非法收集用戶個人信息的行為、暗中扣費的行為、偷偷運行消耗流量的行為等，這些行為實際上發生在用戶已經購買手機之后，所以監管的范圍、環節應當全部覆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