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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7月14日文章，原題：拜登正在與中國進行一場錯誤的斗爭 通常，最有效的外交政策將巧妙的戰術內容與總體戰略主題相結合。正確制定外交政策框架可以維持國內政治支持、吸引盟友并為行動提供智力指導。相反，有缺陷的框架或削弱特定政策可能帶來的任何好處。在面對中國時，美國拜登政府可能會陷入第二種情況。

拜登在印太地區與歐洲努力培養伙伴和盟友，以建立一個基礎廣泛的聯盟，幫助維持與中國的無限制競爭。拜登還通過保留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和對中國科技公司實施額外制裁，繼續向中國施壓。與此同時，拜登開通與中國領導人的溝通渠道，以避免危險的升級。他的主要國家安全顧問現在定期與中國官員會面。

然而，拜登應對中國挑戰的政策框架正在破壞上述這些戰術。在去年3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拜登將美中競爭稱為“21世紀民主與專制的較量”。將與中國的競爭作為反對專制大戰役的一部分，往好里說是愚蠢的，往壞里說是自我毀滅。至少，這種說法對美國合作伙伴來說聽起來很虛偽。華盛頓對抗中國所需的現有或潛在盟友中，很少有模范民主國家。

對許多第三國來說，美國對待中國的方式似乎更多是關于權力而不是意識形態。這些國家懷疑，美國的動機主要是擔心失去其全球主導地位。將與中國的競爭僅僅歸結于意識形態會被指責不誠實。事實上，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之所以成為暢銷書，是因為它的核心論點——權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競爭正在推動美國和中國走向沖突——在全世界引起共鳴。

最危險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框架忽視了民主在美國國內面臨的致命威脅。正如最近舉行的關于國會山騷亂的聽證會所揭示的那樣，被擊敗的特朗普險些推翻合法總統選舉的結果。如今，由于極端的政治極化和特朗普在共和黨中的主導地位，美國民主可能瓦解的風險有所增加。（作者裴敏欣，文遠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