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結婚率“五連降”：為啥這屆年輕人不愛結婚

舉一反三

從城市化的雙重擠壓效應來看，很難消除城市化的主動效應，但是，采取一系列辦法來解決年輕人在大城市中的居住問題，卻可以有效消除城市化對結婚率的被動效應。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數據，從2013年開始，中國的結婚率逐年下降。2013年全國結婚率為9.9‰，2014年降低為9.6‰，2015年為9‰，2016年降到8.3‰，2017年再降到7.7‰，2018年中國結婚率只有7.2‰，創下2013年以來的新低。

結婚率下降是一個正常現象

結婚率下降，首要因素是人口的年齡結構，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和老齡化的發展，結婚適齡人口的比重在相應減少，這必然會導致一般結婚率的下降。從這個角度看，未來中國的結婚率還會進一步下降。比如，2010年中國的出生率只有11.9‰，以22歲為結婚年齡來看，2010年出生的人口將在2032年左右進入結婚生育階段，自然會拉低那時的結婚率。

其次，結婚率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隨著中國人均GDP接近1萬美元，逐步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結婚率越來越低其實是一個正常現象。因為經濟發展與城市化對結婚意愿有著“雙重擠壓”效應。

一方面是主動地使人不愿意結婚，這是城市化對結婚率的主動效應。相比農村，城市中的生活更豐富多彩;在陌生人的社會中也沒有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婚育勸說”，父母親戚的壓力也鞭長莫及等。

這些因素都使人不想結婚。有了不結婚的自由，選擇不結婚的人越來越多。

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使得很多人被動地降低了結婚意愿。或者晚婚，這就被動地降低了結婚率。

結婚率下降的另一個原因是晚婚，這導致初婚時間的推遲。根據媒體報道的數據，從2013年開始，結婚登記公民的年齡段，由20-24歲占比最多，變為了25-29歲占比最多。結婚年齡的延遲，體現在每一年的數據上，就是結婚率的下降。

晚婚的一個直接原因是教育年限的上升，這其實是城市化的一個表現。一個人本科畢業大約23歲，如果再讀完研究生，到畢業時就已經26歲了。雖然讀研究生的人相對較少，但接受本科教育的人的確增加了很多。

1977年，我國的本科錄取人數是27萬人，過了20年，到1997年，這一數字才增加到100萬。1998年高校擴招后，本科畢業人數飛速增長，到2015年達到了驚人的700萬人。根據相關估算，本科畢業生已經占到了同齡人的20%。顯然，這就會推遲結婚年齡。

而且，年輕人在城市中打拼，工作忙、時間緊、沒有時間談戀愛。戀愛都顧不上談，結婚就更是遙遠的事了。此外，城市化也提升了婚姻對雙方經濟的壓力，比如高房價，就抑制了很多年輕人結婚的愿望。而且，婚姻還意味著生育，結婚后生子和育兒的支出也是一種壓力。所以，某種程度上，城市化也使人失去了結婚的自由。

高房價對結婚率的抑制效應明顯

城市化過程對結婚率的影響，房價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值得單獨說一說。

一個大學畢業生進入社會工作，起步的工資是很低的。房子看起來是可望不可即的。即便在雙方家庭的資助下可以湊到首付，但多多少少自己也要存一點，至少按揭總要小兩口拿吧。

而根據相關機構發布的“2017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2017屆大學畢業生的月收入僅為4317元。其中，本科院校2017屆畢業生的月收入為4774元，高職高專院校2017屆畢業生的月收入為3860元。雖然這明顯高于城鎮居民2017年月均可支配收入3033元，但對于按揭來說，顯然還不夠。

按一套房子200萬計算，貸款7成30年，一個月要交按揭大約在7000元左右，基本上會耗掉兩個剛剛進入職場沒幾年的年輕人的工資。而且，除了按揭，還有裝修需要花錢。

不買房就結婚可以嗎?丈母娘肯定不同意，其實，丈母娘只是一個形象的說法，是一系列政策作用到丈母娘身上，丈母娘給出的一個正常的、理性的反應。因為除了安居樂業的因素外，附加在房子上的權利，比如孩子上學的權利等，也使得人們不得不對房子看得重一些。

所以，中國人結婚，房子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房子對年輕人來說又非常貴。那么，一個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結果就是，畢業了，多工作幾年，攢點錢，再考慮結婚。而且，房子貴，結婚變得更加理性，于是，婚姻更成為一個雙方家庭的經濟行為，這就會加大磨合、協商時間，從而延長了年輕人的平均婚齡。

消除城市化對結婚率的被動效應

經濟發展與城市化對結婚率的影響，從地區數據的差異可以得到印證。結婚率最高的幾個地區是西藏、青海、安徽、貴州等欠發達地區。貴州2018年結婚率達到11.1‰，全國靠前。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2018年末，上海、浙江的結婚率為全國倒數前兩名，上海結婚率為4.4‰，全國最低。另外，天津、廣東等沿海發達地區結婚率也較低。不難發現，最高的和最低的地區，結婚率相差一倍多。這就是城市化與經濟發展的影響。

所以，結婚率降低其實是一個正常現象，是中國經濟發展與城市化的結果，應該理性看待。不過，從提高生育率的角度，還是要拿出辦法來促進年輕人結婚、生育。從城市化的雙重擠壓效應來看，很難消除城市化的主動效應，但是，采取一系列辦法，來解決年輕人在大城市中的居住問題，卻可以有效消除城市化對結婚率的被動效應。(劉遠舉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