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報·大河財立方】（記者 陳玉靜 文圖）4月17日，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繼續舉行。論壇以“行穩致遠 金融助力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圍繞“雙碳”目標下的綠色金融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與REITs探索實踐、全球經濟治理與金融合作開放、數字經濟與金融機構創新等主題展開深刻探討。

在全體大會環節中，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圍繞“全球經濟治理與金融合作開放”展開對話，雙方就“經濟機制的轉變”理論、通貨膨脹、未來經濟走勢、債務危機、全球化等話題展開探討。

關于“經濟機制的轉變”理論

朱民：最近您寫了一篇關于經典經濟理論的文章——劉易斯拐點。在全球范圍內，因為勞動力供給已經達到頂峰，所以整個世界都處在劉易斯拐點。從某種意義而言，我們再也沒有廉價的勞動力供應，也沒有任何合理的生產力增長。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增長將放緩，即將進入新的階段。您稱之為“經濟機制的轉變”，請您解釋一下這個理論？

斯賓塞：中國學者對這個概念應該非常熟悉。在早期階段，高增長通常依賴于將未充分利用的生產資源（主要是勞動力）轉移到現代化經濟、出口業，最終帶動龐大的國內經濟增長。總體而言，大多數生產力的提高來自于將勞動力資源從低生產力環境，轉移到生產力較高的環境。這個過程運行得很完美，一直到未充分利用的勞動力供應開始耗盡，這就是劉易斯模型的基礎所在，也是研究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理論。

當經濟增長達到了某一點，這種現象并不會像想象的那樣立即發生，而是開始逐漸地失去特定的增長動力。然后，取而代之的是，整個經濟中更加廣泛基礎的生產率增長。中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平穩地完成了這種轉變。有一些增速減緩與此相關，但幅度不是很大。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增長率令人矚目。

回望過去30年，我們基本在進行一種抵消通貨膨脹操作：將低生產力勞動力轉移到全球經濟中來。所以，我們基本上有一種通貨緊縮的推力在起作用，因為一直在將未充分利用的生產力，轉移到全球經濟。所以一旦供應方面出現限制，這些生產力就會立即釋放。

我的結論是，這個時代已經基本結束。我認為這是一種“經濟機制的轉變”。我們將生活在一個老齡化的全球經濟中，并且具有較少的剩余勞動力和較少的低生產力勞動力。所以，未來的增長將取決于生產力發展。我認為目前最好的機會將是數字化轉型。我們將面臨很久未見的通脹壓力，這是很重要的一點。這些轉變不是暫時的，而是一種長期的轉變。

朱民：經濟機制的轉變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是否可以認為我們可以把其他地區的勞動力，例如印度或非洲，納入全球體系？

斯賓塞：我想我們可以，但問題是：這種轉變會發生得足夠快嗎？產生像亞洲主要經濟體對全球經濟那樣的影響？所以，這是一個主觀的判斷。在這個問題上我可能是錯的。非洲生產能力也許會突然激增，這將對非洲的發展非常有好處。但我不認為這會發生。印度的發展有些與眾不同，有時間可以詳細討論。

朱民：對于中等收入國家，例如中國，如何才能進入以生產力為基礎的增長模式？

斯賓塞：簡單來說，答案在于中國正在經歷什么。中國已經成為多個行業合作創新的主要技術來源，人力資本投資主要支撐著這些技術的實施和部署。而且目前有一種急劇增長的全球性創業活動，特別是在數字領域。中國是其中極其重要、突出的一部分。

我不是試圖忽視你們通常談論的因素，比如債務積壓、房地產問題、全球緊張局勢等。但我認為基本面是動態經濟，這將帶來生產力的提高，從而帶動向高收入經濟轉型。你可以發現很多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國家，他們對人力資本等這些從長遠來看能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的投資，遠沒有達到中國的水平。我對此很樂觀。我認為這些是基本原則。

朱民：以您的經驗，根據您的理論框架，當一個經濟體從廉價勞動力增長模式轉向生產力增長模式時，是否意味著增長速度會放緩？

斯賓塞：是的。中國的增長率正在趨同于所謂的發達國家的可持續增長率。而且，如果仔細觀察中國增長數據，它并不是穩定的增長，而是有升有降。當出現一個有力的技術工具，數據就有一個激增，然后開始回落，然后又出現一個激增。所以它不是一種穩定增長。但是，平均而言，當把它平均到十年的周期中，你會得到這樣的趨勢。

目前，世界范圍，可以看到生產力的下降趨勢。我們即將面對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就是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技術工具來扭轉這種趨勢。人們對此有不同的看法。我是個樂觀主義者。我認為數字技術一旦被廣泛應用，就有可能產生另一種生產力增長，盡管這仍有待觀察。這也將發生在中國，因為中國在建造、部署、適應和采用這些技術方面有突出表現。

關于通貨膨脹壓力是否進一步加劇

朱民：您提到了一個深刻而根本的問題。比如全球經濟基本面正在發生變化。我認為這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所有這些波動，比如烏克蘭危機，或其他。您是否擔心通脹會進一步加劇？您認為在未來幾年會陷入停滯狀態嗎？

斯賓塞：我不認為這是最可能的局面，但這絕對是一種風險。把歐洲和北美分開來看，歐洲中央銀行還沒有做出經濟衰退的預測，在貨幣政策方面還沒有出現急剎車。我猜想他們是希望能避免這種情況。

我個人的觀點是，這有點過于樂觀。我們很可能會經歷經濟衰退，并且將伴隨著相對較高的通貨膨脹，因為我們以前有過高通貨膨脹。我們正在經歷一個與全球能源價格上漲相關的通貨膨脹。歐洲受到了顯著影響。

我認為最好的猜測在將來，中央銀行在某種程度上落后于通脹曲線，央行將試圖找到一個中間點試圖猛踩剎車，這會產生一種停滯的情況。但他們不能只是坐在那里，任由通脹失控，任由通脹預期更加嚴峻。我不會希望做他們的工作。那是一項相當艱巨的工作，是一件很難做到的事情。因此，迫于通脹壓力，他們可能會被迫制造一個相當大的經濟放緩。

朱民：我想每個人都在關注美聯儲是否會采取非常強勢的行動，如果美聯儲通過強勢縮表和臨時加息來控制通貨膨脹，將導致經濟增長大幅放緩。我認為這是一個真正需要關注的問題。另一方面，我認為因為央行落后于曲線值，他們將很難采取行動。

我只是想知道美聯儲的政策有多快或多強，因為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國的財政空間已近乎為零。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印更多的錢。因此，在緊縮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之間，我認為央行的工作很艱難。但我的感覺是，它可能會曲線操作而保持流動性，因為每個人都需要錢。從這個意義上講，通貨膨脹率將保持相當高的水平。我認為通貨膨脹不會下降。

朱民：您認為迫于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貨幣政策變化和地理風險，金融市場近期會有大的調整嗎？

斯賓塞：是的，雖然目前我不知道怎么校正計算它。但感覺它將非常不同于央行的那種流動性，以及像過去那樣依賴于央行的資產定價。我只是不認為這種情況會繼續下去。一般來說，我認為當一段時間通貨膨脹較高，資產市場的表現將有低于長期平均值的趨勢。我認為，我們將看到更少的流動性。放眼全球，如你之前所說，很多國家的主權債務水平更高，會導致各種各樣的困境的產生。

關于債務危機與全球化

朱民：您預期債務危機可能發生嗎？還是即將發生？

斯賓塞：我真的不確定。我們都知道擺脫債務積壓的方法需要名義增長，我們從實際增長的通貨膨脹中實現了名義增長，盡管一段時間的通貨膨脹是我們不太希望的，但它實際上幫助減少了一些實際負債、主權債務。雖然目前我不知道如何精準地校準和計算。

朱民：您關于劉易斯拐點基礎上的理論，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暗示著全球化。您認為全球化會放緩嗎？如果全球進入“新的經濟機制”，這對全球化將帶來什么影響？

斯賓塞：我不認為這種轉變對全球化有負面影響。這取決于你所說的全球化的概念。當我想到去全球化時，我想到的是真正阻礙和破壞全球技術流動的下行風險。

我認為，全球化令人擔憂的部分與緊張局勢和政策變化有關。這確實擾亂了全球流動。這種模式肯定會改變，并且已經在改變。

我認為當存在風險時，無論其規模如何，風險往往反映在忽略個體繁榮與全球經濟繁榮之間關系而采取的政策。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努力，以確保不會走上推崇“單打獨斗”或者“勢力范圍”的道路。這對于世界上的主要經濟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優先事項。

責編:陳玉堯 | 審核:李震 | 總監:萬軍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