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澎說，廣州的幾個傳統優勢產業如汽車、生物醫藥等領域，也沒有特別牛的企業;民企方面，就是幾大房地產公司影響力大，但這個行業沒有什么獨特性;培育的新興產業也沒有完全發展起來。“總之是新也新不到哪里去，大又大不到哪里。”

他認為，2020年或2021年，重慶GDP超越廣州的可能性很大。重慶的地域面積大，人口有三千多萬，相當于一個中等省份的規模，超過廣州也很正常。

此外，十強城市中，武漢和成都這兩大中西部城市的競爭也十分膠著，數據相差不大。這兩座大區中心城市高教力量雄厚，近年來在中西部經濟加快發展的過程中，兩城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均十分亮眼。

從2016年到2018年，成都GDP均略超武漢;2019年武漢略超成都，上升至全國第七。不過，由于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預計2020年武漢將再度被成都反超。

杭州與天津分列9、10位。其中，第10名的天津僅領先第11名的南京74億元，差距很小。

副省級城市分化強省會崛起

副省級城市在十強中占了五個席位。副省級城市是我國城市體系中的重要一環，是行政地位上僅次于直轄市的重點城市，因此副省級城市的表現頗為引人關注。

根據廈門市統計局官網日前發布的《2019年廈門與副省級城市比較分析》(下稱“分析報告”)，2019年，15個副省級城市中，GDP超過萬億元的為8個。

分析報告指出，2019年副省級城市的發展分化加劇。其中，深圳、廣州分別實現GDP2.69萬億元和2.36萬億元，保持在副省級城市的前兩位;深圳GDP增量也為副省級首位，達到2705億元。在城市GDP萬億俱樂部中，中部和長三角加快追趕，中部的武漢、成都總量優勢凸顯，實現GDP1.72萬億元和1.70萬億元，特別是武漢比2018年增加2310億元;長三角的杭州、南京、寧波等城市活力持續增強，實現GDP 1.54萬億元、1.40萬億元和1.20萬億元，均比上年增加超千億。

相比之下，東北城市發展水平整體靠后，大連、沈陽、長春、哈爾濱的GDP分別為7001.70億元、6470.30億元、5904.10億元和5249.40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作為人口最少的副省級城市，廈門GDP總量長期在副省級城市中墊底，但是到2019年，廈門已經超過人口遠多于自己的哈爾濱和長春，上升至副省級城市中第13位。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衣保中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這些年東北的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以基礎工業部門為主，很多基礎工業出現發展停滯甚至衰退，這對東北的經濟形勢影響很大。相比之下，目前各種要素都在向東南沿海發達地區集聚，東北的幾個主要城市與東南沿海相比差了很多。

衣保中告訴記者，未來東北幾個中心城市必須加快新興產業的培育。東北幾個副省級城市的高教資源在全國都是比較強的，但科教資源對本地拉動作用不大，很多成果都在東南沿海轉化，因此必須大力培育新的產業，形成新的增長點，科技、人才資金等要素才能重新集聚起來。

除了分化加劇外，強省會趨勢愈發明顯。廈門市統計局分析，在強省會戰略的推動下，省會城市發展不斷提速，首位度(經濟總量占各省比重)進一步提升。中西部省會城市成為區域經濟主要支撐，首位度保持在較高水平，武漢、成都、西安首位度分別達37.4%、36.5%和36.1%。弱省會城市也積極尋求突破，南京、濟南首位度分別為14.1%和13.3%，比上年分別提升0.3和3.0個百分點。

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正進入到一個“強省會時代”。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在經濟發展進入到新階段后，省會城市所擁有的各種優勢正在凸顯。省會是全省的政治、文化、教育、醫療等中心，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要素資源，這些要素之下，高新技術產業、新興產業、總部經濟等在省會城市加快集聚和發展。

與此同時，新經濟正在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分析報告指出，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主要內容的“三新”經濟，不斷為副省級城市注入發展新動力。深圳和杭州尤為突出，其中深圳以新興產業為抓手，2019年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10155.51億元，占全市GDP近四成，增長8.8%，高于GDP增幅2.1個百分點，新一代信息技術、數字經濟、高端裝備制造、綠色低碳產業蓬勃發展。

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杭州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實現增加值為3795億元，增長15.1%，比上年提高0.1個百分點，高于GDP增速8.3個百分點;電子商務產業增加值增長14.6%，物聯網產業增加值增長13.6%，數字內容產業增加值增長16.3%，軟件與信息服務產業增加值增長15.7%。

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建軍教授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近年來杭州數字經濟發展快，吸引了大量人才流入。杭州不光有阿里巴巴、網易這些龍頭企業帶動，而且還有很多創業公司。此外，杭州的政府服務和政策好，有很強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