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法醫學雜志》發布了《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死亡尸體系統解剖大體觀察報告》。這是新冠肺炎爆發以來的首例完整的尸體解剖。該例尸檢的參與者劉良曾經說過：“解剖的必要性之一，就是要弄明白這個病毒是通過什么機制讓肺受到損傷的。如果死亡病例一直都沒有進行解剖，基本上就搞不清楚對手打擊你的方向，就容易茫然。”但在專業人士的眼里，相比2003年SARS，新冠肺炎的第一例尸檢卻姍姍來遲。

尸檢的價值

2月15日晚上9點，法醫劉良接到了金銀潭院長張定宇的電話。 終于，有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的遺體可供解剖。 劉良是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學系教授，早在1月22日他就公開發文，強調對新冠患者進行病理解剖的必要性： “死亡病例上千，尚無一例病理解剖。 病理學是疾病診斷的金標準，早一天做至少可以多救幾個人吧。 ”

而從呼吁到真正予以施行尸體解剖，中間隔了大半個月的時間。

王慧君是2003年主刀首例SARS患者遺體解剖的法醫，她在一篇文章《從SARS-CoV到SARS-CoV-2： 法醫傳染病尸體檢驗的應對與挑戰》中提到，同為冠狀病毒的SARS早在首例死亡病例出現后不久就開展了尸體檢驗，檢驗報告和病理發現一經發布，即為指導臨床治療提供了有效幫助。 而此次新冠肺炎病亡人數已逾數千例，卻依然缺乏關于這個疾病尸體檢驗的系統報道，此次的尸檢工作確有缺位。

劉良也曾撰文指出SARS期間病理學的價值體現，“剛開始時，專家們都認為衣原體是其病原體，直到對 SARS死者解剖后檢見病毒包涵體，且肺泡隔無明顯增寬等病理學改變，結合SARS患者病情重、死亡率高、應用抗生素無效，綜合判斷認為符合病毒性肺炎的病理學特點，這才最終有力支持了廣東專家組提出的‘非典病原是病毒，不是衣原體’的論斷。”

而目前新冠肺炎的臨床治療方面確實出現了一些尚待解釋的問題。 有說法稱，呼吸內科醫生與ICU醫生在臨床上存在一個爭議： 是否有必要對患者做早期氣管切開進行輔助呼吸? 這個問題的答案，就需要明確患者肺部出現痰栓的成因。 還有一些病人從輕癥到危重癥的轉變過程相當迅速，這些問題也許可以通過病理解剖知道，到底是由新冠病毒單獨造成的，還是由人體免疫細胞在抗擊新冠病毒時候共同作用造成的。

因此系統性的尸檢就顯得尤其必要——

通過對死亡個體的解剖可以直觀地觀察各組織器官，也有助于發現病毒感染后機體病變的性質、部位、嚴重程度等。

通過尸檢，可能更加了解這個疾病的死亡機制。

現階段，遺體解剖到底有多難？

既然SARS期間已經證明了做遺體解剖的必要性，那為何疫情發展至今才剛開始做?

曾在2003年非典期間主導首例SARS患者尸檢的王慧君在文章中提到，“

解剖間的設施要求，可能是在武漢遲遲不能完成尸檢的掣肘問題之一。

如果拘泥于苛刻的條件要求，全國大概只有北京地壇醫院的解剖間能夠滿足。 但即便是這個解剖間也因為維護的原因目前尚未見啟用。 ”

“我們醫院過去也有解剖間，后來因為諸多原因幾乎不用了。 ”北京佑安醫院病理科醫生王欣欣告訴本刊。 北京佑安是一家三甲傳染病專科醫院，也是此次北京市針對新冠肺炎的首批定點醫院之一。“現在新冠肺炎這種烈性傳染病，別說是解剖了，哪怕是做咽拭子的病毒擴增檢測，都要求在P2級別的生物安全實驗室進行，尸檢所需的解剖間至少也得這種級別。 這種級別的解剖間維護成本太高，用的就少。”

解剖間維護費高并不必然導致解剖間的“閑置”，更根本的原因與其使用率低有關。

《中華醫學雜志》2011年刊登了一篇中國各地尸檢解剖率差異的文章，作者是病理學家朱明華。 他提到，“尸檢在臨床醫學、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學的發展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尸體解剖的普遍程度，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科學文化發展水平。但過去幾十年間，全世界范圍內的尸檢率一直在下降。

中國在1950年到1970年之間的尸檢率最高，此后尸檢率持續下降。 ”

下降的其中一個原因和現在緊張的醫患關系有關。

“醫療環境變了，過去臨床上患者死因不明，大夫對治療過程又有疑惑，為了增加對疾病的了解，會積極動員病患的家屬去支持醫院進行尸檢。 現在，醫生則盡量想避免與患者產生矛盾。 ”王欣欣對本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