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不少讀者都知道，日本新天皇德仁將于今日(10月22日)舉行“即位之禮”(日語：即位の禮)。最近幾天，日本皇室又成為熱點話題。

許多人可能第一反應是：唉?不是5月份即位的儀式已經辦過了嗎，怎么現在又要搞一次即位禮了?19日，日本駐華大使館的官博也曾經發布了如下一條微博。

其實嚴格意義上來說，在現行日本的法令規定上，“即位之禮”是新天皇即位之后，所舉行的一系列國事行為的總稱，包括今年5月1日的劍璽等承繼之儀、即位后朝見之儀在內的一個很大的概念，并不是10月22日才開始的。換言之，新天皇即位的各種儀式，其實從5月到現在都在斷斷續續地舉行。

而大使館所說的10月22日到31日舉行的，則是指即將舉行的“即位禮正殿之儀”和“饗宴之儀”。這兩大儀式可說是類似歐洲君主國的加冕典禮，是向世界各國昭告新天皇即位以及宴請國內外賓客的國家儀式，這只是新天皇即位后舉行的諸多儀式中的一部分而已。

國事行為vs皇室行事

在這里，筆者首先簡單解釋一下上面提及的“國事行為”這個概念。

平成和令和的兩次新皇即位儀式，都是分成國事行為和皇室行事兩部分的。國事行為部分統稱為“即位之禮”，直接由國費出資舉行。而皇室行事的部分則是一系列由皇室自身為主體舉行的一系列帶有宗教色彩的儀式，其中以大嘗祭為其核心。在二戰之前的法律概念上，“即位之禮”這個概念基本上就是指現在的狹義上的即位禮正殿之儀。而在戰后的法律體系上“即位之禮”則成為了一個區別于大嘗祭等“皇室行事”的廣義的概念。

大嘗祭是一個從古代延續至今(雖然中間曾經中斷過一段時間)，是一千多年以來每當新皇即位后都要舉行的一代一度的祭祀儀式。其宗教意義上的內涵雖然多有爭議，但按照日本政府的官方解釋，如今的大嘗祭是一個代表新皇向皇祖皇宗和天地神祇祈求國家安寧和五谷豐登的祭祀儀式。今年的令和大嘗祭將在11月的14日深夜到15日凌晨舉行。

大嘗祭是一個由天皇家為主體舉行的，有著濃厚的宗教色彩的祭祀活動。由于日本國憲法第20條(政教分離原則)的規定，加上第3條對于天皇“國事行為”的定義(天皇的國事行為必須接受內閣的助言和承認，由內閣對其負責)，日本政府認為無法將以大嘗祭為首的即位相關的祭祀儀式劃入“國事行為”的范疇。只能以皇室傳統儀式的名義來舉辦這一系列的儀式。

然而關于大嘗祭舉行所需要的經費問題，內閣卻堅持認為大嘗祭作為憲法所規定的皇位世襲的過程中的重要儀式，強調其憲法意義上“公”的一面，認為其并非完全是天皇家的“私”儀，所以主張用“宮廷費”，也就是宮內廳所管理的政府預算來支付大嘗祭所需的費用。加之大嘗祭時也有部分公職人員參列儀式，這便引發了朝野之中關于大嘗祭現今的舉辦方式是否違憲的爭議。

德仁天皇的弟弟，皇位繼承順位第一位的秋篠宮文仁親王也曾經表示為了避免爭議希望以“內廷費”，也就是天皇、皇后、上皇、上皇后、愛子內親王等內廷皇族日常花銷的經費來舉辦大嘗祭。

其實如今的日本皇室不像戰前擁有龐大的皇室財產，戰后所有的皇室財產都被收歸了國有之后，在《皇室經濟法》的規定上，無論“宮廷費”還是“內廷費”，其實都是出自國家預算的，本質上差異并不大。只不過如果非要從內廷費來支出大嘗祭的費用的話，舉辦大嘗祭那一年內廷皇族們可能多少要省著點花錢就是了。

未來一個月的各種儀式

接下來筆者主要著眼于今年德仁天皇即位后一系列儀式舉行時最主要的參照先例，也就是如今的上皇明仁舉行的平成即位禮的情況，從制度制定的角度來簡略介紹一下未來差不多一個月當中從10月22日即位禮正殿之儀到11月大嘗祭為止所預定舉行的各種儀式的簡單情況。

正如前文所說，德仁天皇5月即位以來，其實一直在舉行各種即位相關的儀式。今年內到底要舉行多少和即位相關的儀式活動呢?筆者在這里將平成和令和兩代天皇即位時所舉行的主要的儀式簡單列了下面一張表格。

表格中筆者用紅色標注的五項便是以“國事行為”的名義所舉行的“即位之禮”的組成儀式。而其余則都是有宗教含義的“皇室行事”。

看著這張表，大概大家首先會對即位儀式的復雜程度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此復雜繁多的儀式到底是依照什么準則、制度來舉行的呢?

其實在110年前的明治末，日本曾經制定了一部名為《登極令》的皇室令。在明治皇室典范體系下一系列皇室令，規范了過去皇室生活中，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等的制度規則。這部《登極令》由18條正文以及數百條附式組成，規定了新皇即位后各種儀式的種種細節。大正元年-4年和昭和元年-3年舉行的大正、昭和即位儀式便是完全遵照這部法令舉行的。

然而所有皇室令在二戰結束后，隨著新皇室典范的制定被全部廢除。日本皇室的各種制度仿佛進入了一個“無法可依”的時代。那么平成時代的即位儀式要如何舉行，可謂是讓當時的政府人士和相關顧問學者傷透了腦筋。

因為戰后日本憲法的存在，天皇的地位和權能較戰前已有非常大的不同，加上政教分離的原則的存在，照搬戰前的制度自然會在憲法層面發生許多問題。加之1989-90年和上一次舉行即位儀式的1920年代的昭和初相比，世界和日本社會的環境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儀式相關的制度自然也要做出許多適應新時代的改變。

可以說平成時代的即位儀式，是一個在繼承70年前的儀式的形式和傳統的基礎上，結合戰后日本憲法的精神和新時代特征的創新產物，它確立了戰后象征天皇制下即位儀式的制度基礎。說如今的令和即位儀式是照搬30年前的平成先例也是不過分的。

平成、令和即位儀式的“繼承”與“創新”

這里筆者就著眼于平成時代的即位儀式的“繼承”與“創新”，來追溯一下令和即位儀式的一些制度源頭。

剛剛提到大正、昭和的即位儀式分別于大正元-4年，昭和元-3年舉行。或許有的讀者吃了一驚，即位的各種儀式竟然要舉行這么久嗎?看一下剛才的表格，從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起所開始的平成即位儀式，一直持續到了1990年12月初，前后近兩年。而本次令和時代，從2019年5月1日，也就是令和時代的第一天起，卻需要2019年12月初為止的半年之內結束所有的儀式。這又是為什么呢?

其實稍微觀察一下便可以發現，表中的各種儀式其實主要是分兩批進行的。一部分是必須在踐祚(也就是實質意義上的即位)之后立即舉行的以劍璽承繼為首的第一批儀式。而另一批則是依照戰前《登極令》第4條的規定，必須在秋冬之際前后舉行的，以即位禮正殿之儀和大嘗祭為核心的第二批儀式。

為何必須在秋冬季節舉行呢?這其實是由于在大嘗祭的祭祀活動中，必須使用事先選定的齋田中秋季收貨的新谷。而《登極令》的第18條中又規定，天皇服喪中，不能舉行即位禮(也就是如今的即位禮正殿之儀)和大嘗祭。根據和《登極令》同時制定的另一部叫做《皇室服喪令》的規定，天皇及皇太后去世，新皇需要服喪一年。這就意味著，因前任去世而踐祚的天皇一年之內是不能舉行即位禮正殿之儀和大嘗祭的。

昭和天皇于1989年1月7日去世，那么平成的第二批儀式必須在服喪后的1990年的秋天才能舉行，因此前后需要耗費兩年。而大正天皇去世于1926年12月25日，昭和元年其實只有一周的時間，需要服喪到昭和2年(1927)12月25日的昭和天皇，自然只能于昭和3年再舉行儀式了。而大正天皇則更慘，明治天皇去世后不久，其皇后、也就是昭憲皇太后也去世了，所以大正天皇前后服喪了兩年，導致其即位禮被延期了更久。而現如今由于是天皇主動退位導致皇位交替，不存在需要服喪的問題，所以可以讓今年的各種即位儀式可以在半年之內全部完成。

上文提到，平成的即位儀式，是戰后新憲法和皇室典范下的“繼承”和“創新”。其中“創新”的部分，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即位禮正殿之儀和大嘗祭舉行地點的問題。

或許很多讀者也知道，戰前的近代日本，即使天皇早已搬來東京居住，但一代一度的即位大禮和大嘗祭，卻是按照明治皇室典范第11條的規定，必須在京都舉行的。于是大正昭和兩代即位禮之時，天皇和各國來賓、政府要人便浩浩蕩蕩地前往京都舉行儀式，甚至還會動用名為“賢所乘御車”的專門列車來運輸奉安在皇居賢所內的三大神器之一的八咫鏡的形代往返京都。

戰前在大正和昭和即位禮中曾四次使用的賢所乘御車

平成即位儀式當時，民間呼吁即位禮正殿之儀和大嘗祭應該尊重傳統前往京都舉行的呼聲仍然非常高。那么為什么平成時代開始，即位禮正殿之儀和大嘗祭不再前往京都舉行了呢?

有的人認為可能是戰后一些皇室戰前的傳統被慢慢地放棄了。其實看一看當時儀式組織的當事人的一些記錄，會發現其實原因并沒有多么復雜。其最大的原因在于，相當于歐洲的加冕禮的即位禮正殿之儀舉行時，需要在招待來自世界各國的政要賓客。而相對1920年代，全世界“國家”的數量到1990年時不知道翻了多少倍，平成即位禮當時，日本便接待了超過160個國家地區的元首政要。日本政府懷疑現代的京都能否有短時間內接待如此大量的外國政要的能力。

加之戰前的即位大禮是舉全國之力興辦，對當時的政府而言，即位禮是第一位的，哪怕因政府上層大批離開東京參加即位禮而導致政府中樞的國家事務停擺幾天，在戰前也是沒有太多人敢公開反對的。而如今因為政府要員要去京都參列即位禮而耽誤政府事務運作，在新憲法的體系下無論是政府還是民意可能都難以接受。

既然決定了儀式放在東京舉行，那么必須要在東京擇地建設舉行大嘗祭的大嘗宮。平成時代在這一點上繼承了以往的傳統，決定在皇宮之內建設大嘗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