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猴誕生的消息讓媒體蜂擁而上，可愛的“中中”“華華”萌態不斷刷屏，讓2018年新春多了一道創新大禮。

這一成果所體現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活動正在不斷深入，盡管仍然缺乏具有領軍性質的原始創新，通俗地講就是具有潛力問鼎諾獎的成果，但結合不斷取得的成績，我們可能也要轉變一下——對科學本身而言，問鼎諾獎一定是最重要的目標嗎?

同樣的問題也可以用來探討工業界的創新路徑。今日中國盡管已經成為了高技術產品的最大生產國，電信設備等領域在國際上已一言九鼎，但很多創新政策學者仍然認為我們原始創新能力不足。產業界創新與“中中”“華華”的成功誕生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背后的邏輯可能一致，中國社會對兩者的影響因素也高度相似。

豐收克隆猴

克隆猴這一重大成功得益于中國在科研方面的優勢，那就是跟蹤、模仿和利用后發優勢以及技術優勢實現超越。克隆技術發展了20年，靈長類動物的體細胞克隆一直進展不順利。中國科學家通過持續努力和技術攻關突破了細胞遺傳物質植入、分離、被植入的卵細胞的遺傳機制啟動等重大難題，不能不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技術突破。但還不能像率先提出克隆理論或者將皮膚細胞分離為多能干細胞那樣被稱為劃時代的科學成果，因為其中沒有體現出足夠的原創思想。

但這一成果仍然讓人非常興奮。這主要在于，這個工作的團隊負責人孫強博士沒有海外留學或博士后經歷，甚至本科和碩士都不是985高校，本科更是地方院校。此外，論文的主要工作由博士后劉真為主的團隊實施。劉真跟隨導師開展體細胞克隆猴項目，放棄了去美國頂尖研究所的機會。這看似不起眼的細節說明，取得重大技術突破的技術手段，在中國科學家群體中，已經深入到很多努力、執著和刻苦的科研人員了。這才是一個更加值得祝賀的進步。

后發優勢與大國路徑

“中中”“華華”成功克隆的背后有另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重要因素，就是中國體制特點決定的資金投入優勢。按照介紹，克隆猴項目研究持續了5年甚至更長，投入一定不少。

這與大多數科研人員的基金使用經歷形成一個鮮明對照。君不見，科學界坊間對基金使用抱怨很多，基金尤其是國家科技攻關項目的大課題，從開題到申報截止時間短暫，基金的執行期也非常僵硬，課題費到賬慢，到了之后又有很多報銷限制。

諸如此類各種困難，為何能讓若干需要持續多年，大量投入的項目仍然取得成果呢?

這其實是在抱怨由行政官員主導的國家課題。但這種行政主導型的課題管理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陳。首先，對于大項目來說，對資金使用的產出需要有更大的把握，跟蹤世界先進方向的追蹤研究無疑是最保險的。

的確，發揮高投入、注重工藝與細節以及團隊作戰等優勢，可以取得很多成就，這些成就不是沒有可能構成新的科研方向或二次原始創新。

大課題的追蹤式研究的第二個既往被忽視的亮點，與科研的分包不無關系。大課題不可能由中標的大科學家一個人的實驗室完成，在實際執行過程中，要分包成很多子課題甚至更小的單元。相比于自由競爭，這種分包過程往往是承擔者和發包者彼此都很熟悉，都相對清楚對方能做到什么地步。當科研壓力很大而又不可能草率交差時，這種“小作坊”做法反而有可能誕生新的創新。

最近有人問我，2017年諾獎化學獎頒發給了冷凍電鏡的研發者，施一公團隊還能拿諾獎么?

提問者顯然比較熟悉清華大學施一公院士的蛋白結構解析研究，知道其研究對冷凍電鏡有很大的依賴。同時顯然也知道，諾獎是獎給重大原創成果的，所以該問題的邏輯就清楚了：施一公的研究嚴重依賴冷凍電鏡，冷凍電鏡獲獎，施一公的研究拿諾獎就很難了。

但這個邏輯仍然是有待澄清的。諾獎的獲獎研究應該是對整個科學發展具有方向性指引或者起到顛覆性作用。從這個角度講，發表多篇CNS(Cell、Nature、Science)論文的施一公及團隊的研究，也許仍然可以被界定為一種跟跑。但這樣的研究并不必然被諾獎“淘汰出局”，因為科學的進步是環環相嵌的。冷凍電鏡促進了蛋白質結構的解析研究，但突破性的、經典的蛋白質結構的解析研究，有可能為我們認識生命世界的其他研究提供重要的指南，為新的研究方向開啟大門。所以以冷凍電鏡拿獎來否定施一公蛋白質結構解析研究獲得諾獎的可能性，這本身是不成立的。

另外，中國在這個路徑上又有了一個絕大多數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優勢，那就是大國體量。這種大國體量可以在被領導人認可的研究方向上短時間內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資金。

產業界的高歌猛進

大國優勢在產業界可能體現得更淋漓盡致。在我們對中國企業缺乏原創技術的擔憂和埋怨還沒有一點好轉的時候，中國企業突然開始雄起兼并擁有諸多原創技術的西方企業，最近的例子包括海信對東芝家電的兼并，如當時不看好但目前進展順利的吉利汽車對沃爾沃的兼并。

到底發生了什么?

如果按照Clarivate Analytics(科睿唯安：原湯森路透旗下知識產權與科技事業部)的以核心專利持有為標準的世界創新百強的劃分，中國企業除了華為外，還一直沒有上榜者。但與擁有技術相比，中國的杰出企業已經擁有了市場和龐大的并可以隨時升級換代的生產能力，尤其是在電子、通訊等高科技行業。按照最近比較有名的寧南山的強國專欄所述，現在中國企業只剩下汽車和能源行業還沒有一統江湖。

寧南山專欄的說法從技術層面來看可能過于樂觀，中國企業目前確實單純從技術上講，還沒有原創到可以引領世界發展方向的地步。但是，早在2011年，當時的佐治亞理工的科技政策教授Dan Breznitz就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國已經在高技術產品的生產上體現出強大的創新能力，并不需要格外擔憂原創技術的自主研發能力。如今，有兩方面的趨勢進一步促進中國優勢的強化，讓中國雖然仍然沒有走到原創技術的領導者層面，但已經依靠大國優勢在攻城略地。

首先，隨著科技全球化的發展，研發越來越與生產分離，經過時日，生產能力擁有者也不斷發展出自己的排他性壁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大國優勢又讓制造基地可以通過內遷等沖銷成本上漲。而作為大國使得中國企業擁有的市場議價能力，又讓任何原創技術擁有者不能肆意定價。

其次，研發本身也在不斷分化，不斷分包。這就讓擁有市場和統一研發能力的中國大企業的議價能力不斷增強，并且隨著資本流動，可以將兼并作為一種議價選項。

在本質上，這種大國國情決定的利用后發優勢的產業技術發展路線，與基礎科研并無不同。只是傳統上，基礎研究更加強調高度原創的那個部分，但實際情況可能并非完全如此。

顛覆式創新，顛覆了誰?

在肯定創新成績的同時，也要仔細思考時下很多流行的表述，比如用“顛覆式創新”這樣的詞匯來表明中國在科技創新上已經“領跑”。取得了成績不假，但這些都不能用來證明我們“顛覆式地”從跟跑者變成領跑者。

先從產業界的技術談起。在中國，跟跑仍然是壓倒性主流。只是跟跑速度加快，而且經常不屑于在常規跑道上跟，在生產和市場占有上的大國優勢，讓我們有了更多的底氣。

但另一方面，國家的導向仍然是如何從跟跑到領跑，但以是否擁有原始創新為主要衡量手段的跟跑到領跑的研發創新戰略經常失效。具體表現為，投入巨資的國家工程實驗室或科技重大專項的攻關結果，與企業需求相差較遠。但好在企業的技術升級在不斷加速，可以根據自己對市場的判斷而不斷擴展技術版圖， 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否領跑對企業并不重要。

換句話說，時下比較流行的詞匯“顛覆式創新”，其實不是在取代領跑者的原始創新能力，而是在顛覆這些原始創新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一直在顛覆科技政策領域專家們的認知。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于基礎科研。當把能否領跑作為衡量創新能力的主要評判標準時，決策者實際上依賴的是跟跑路線。CNS和牛刊發表記錄往往是跟跑路線的最典型體現，但跟跑事實上產生的各種可能對將來科研起到領跑作用的研究成果反而被忽視了，至少不如CNS和其他牛刊的發表記錄含金量高。

在這些跟跑出來的成果中，也許會孕育出將來領跑的種子。但種子最終能否生根發芽，則取決于很多因素。反過來，如果全部研發戰略的設計核心就是實現所謂領跑，那我們不但不能顛覆領跑者，最終顛覆的恐怕還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