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導演顧桃在北京租住的四合院里搭了兩個蒙古包。他高個、長發、有絡腮胡，是一個典型的北方大漢。作為內蒙古人，兩個蒙古包是他在城市中建立起的同故鄉和自然的聯系。

2002年的春節，顧桃來到大興安嶺深處，開始接觸和拍攝在原始森林中放養馴鹿的使鹿鄂溫克部落。當時，正值這個部落的動蕩時期。

使鹿鄂溫克部落以狩獵和放養馴鹿為生。距今300年前，他們從西伯利亞遷徙到大興安嶺的西北麓，在山林里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吃獸肉、穿獸皮，住撮羅子（由樹皮等制成的尖頂型簡易房屋）。

(資料圖片)

2003年，國家開展生態移民，使鹿鄂溫克族人相應號召，放下獵槍，集體搬遷至內蒙古呼倫貝爾市根河（縣級）市市郊的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以下簡稱“敖鄉”）。

顧桃的鏡頭記錄了這一新舊交替時期的部落族人和他們的生活。

失去獵槍，許多人變得脆弱、失落，只能用酒精來稀釋悲傷。而來到敖鄉前，顧桃也在城市中感受過巨大的卑微和失落。在他的拍攝作品里，一個失落的現代人與一群迷茫的原始部落，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

2022年7月，顧桃重返敖魯古雅的攝影日記《敖魯古雅·敖魯古雅》出版。8月，被譽為“中國最后一位女酋長”的使鹿鄂溫克老人瑪利亞·索去世。一個被遺忘的邊地群像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

走進大興安嶺深處、與使鹿鄂溫克族人密切接觸的8年中，顧桃窺見了這個堅韌、悲憫、寬宏、聰慧的民族秘密的一角。在城市和森林間往返的日子里，他重新思考著二者的關系，也得以重新找回自己的節奏。

9月底，九派新聞在西安見到了顧桃，微醺后，他講起了自己和使鹿鄂溫克部落、和大興安嶺的故事。

【以下是顧桃的講述】

01 瑪利亞·索：森林里的一棵樹

瑪利亞·索應該算是我們父子兩輩的朋友。在我小時候，父親顧德清就曾拍攝過她和族人，和他們在森林里游獵。

年輕時，瑪利亞·索是部落里優秀的獵手。2003年搬遷，她是部落里唯一一位沒有下山的人，有很長的一段生命都在森林里單純地度過。

2010年9月20日，內蒙古阿龍山獵民點，瑪利亞·索在烤列巴 圖/視覺中國

我管瑪利亞·索叫額尼，在鄂溫克語里是母親的意思。2007年上山，我跟何協（瑪利亞·索的兒子）說，我父親看到我在森林里拍的素材，特別想來看一看額尼，但他去世了。

瑪利亞·索是不說漢話的，何協就用鄂溫克語跟她說，顧德清去世了。我現在還記得那個細節，因為她打列巴（類似面包，是使鹿鄂溫克人曾經的主食），手上很黏，她就不斷地搓掉那個面粉，弄得干干凈凈之后，慢慢地回到自己的帳篷，完了去拿一幅犴皮手套。

犴達罕是大興安嶺森林里體態最大的動物，威武，敏感，擁有尊嚴，它在森林里特別神圣，很稀少，你很難找到它。何協曾經說過，獵槍被收了之后，他想用最傳統的方式去獵獲一頭犴，傳統的方式是自己的冷兵器，也就是用刀。

犴的鼻子柔軟細膩，讓它對環境特別敏感。在森林里，人和動物是一樣敏感的?，斃麃啞に鹘o我手套的時候說：你爸爸沒有來，你要把它帶回去。

手套本來是很輕的，皮子她都梳好了，我就感覺拿不住，因為我的反應就是：這個手套是她自己縫的，上面有犴皮，手掌的大小、要長出多少都是她設計好的，一直給顧德清留著的。

我最后一次見到瑪利亞·索，是在2018年的春節。那時候，我去了一趟根河，在她女兒家見到了她。

老太太很精神，系著小頭巾。她的樺皮盒還在旁邊。雖然女兒家是樓房，但是她在自己的氣場里，就感覺跟森林有關系似的。

之前我在森林里見到她，她都在默默打列巴，要不就是喂小鳥，每天把瓜子磕完放在手上，等她的小鳥來。

她在樓房里看起來似乎很安逸，但你想，這就像把森林里的一棵樹搬到城里的客廳里。大樹不是花花草草，這種違和表現出來就是，她很安靜、不交流，自己默默坐在那里發呆。

有很多記者問我，瑪利亞·索老人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我就說，是一個老人，但她一直住在森林里。

我覺得人最大的能力不是創造，而是承受。她就像一棵樹一樣，承受生活里的一切。我們可能跟不上她的成長。這個樹長大，就是森林里又粗又高又壯的那一棵，我們只能仰望。這就是她給我的感覺。

森林是大自然的學校，那里有代表天文的星星，代表地理的河流，和它自己的歷史。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晚，瑪利亞·索看月亮有個光暈，說月亮“戴頭巾”了，你們趕快出去整絆子（柴火）。我們下山一看日歷，已經到了“三九天”——北方最冷的節氣。老人住在森林里，根本沒有日歷和手機，但她能讀懂自然傳遞的訊息。她知道馴鹿什么時候會往哪走，讓我們到前面先去搭帳篷，把鹿找回來，大家就按她說的行動。這些是她在森林里的經歷形成的知識和智慧。

有根的才叫樹，要不就是一個倒木，樹的根是在地底下的，你挖不出來，所以我形容她是森林里的一棵樹。

瑪利亞·索，從她存在到她去世，中間的變化就凝聚在一棵樹上，這是我的理解。

02 一個單純、直率、重感情的民族

你從瑪利亞·索和她的族人身上可以看到，這個部落是堅韌、悲憫、寬宏、聰慧的，也是直率和重感情的。

獵人有自己面對獵物的方式。為什么叫狩獵文化？有季節、有順序地去獵取，精簡森林里的老弱病殘，這就是狩獵。

秋天的時候采集野果，比如說采藍莓，鄂溫克叫都什，他們會一粒一粒地摘下來，這樣第二年還能長出新的來。

到冬天了，森林里靜悄悄的，他們需要一副灰鼠的手套或是一點肉干，于是就只獵取灰鼠。處于發情期的動物、懷孕的動物都是不能打的。

同時他們又是直接的、很重情義的。我2002年剛到敖鄉的時候，何協的媳婦問我，你是顧德清的兒子嗎？把身份證拿出來。我“咔”掏出來身份證，他們說你不用拿了，跟你開玩笑的，你這臉就是你爸的臉，就是顧德清的臉。

有一天我跟何協一起喝酒，第二天早上醒來一看，我身上是他的被子，他自己在門口一個絆子垛上，打著呼嚕在那睡。前一天晚上，他一邊喝著酒，一邊怕我的被子掉地下，還給我蓋個被。我爸的書里還寫過，雖然在帳篷里，瑪利亞·索的丈夫拉吉米，吐痰也一定要吐在一個專門的地方。他們不會忽視這些生活的細節。

你看紀錄片里的柳霞（在山上養鹿的鄂溫克女人，丈夫去世了，兒子雨果被送到無錫上學），喝酒、打架，其實也只是他們性情的一角。

柳霞說，她喜歡太陽。她叫兒子“喜溫”，是鄂溫克語里太陽的意思。沒啥事就看看太陽，看看星星，她覺得星星是她的孩子。我形容柳霞是一個詩意的母親，那種詩意里是一種最憂傷的、最難以釋懷的情愫。

這種詩意的出口就是太陽，因為太陽最直接，太陽比森林里的樹都高，熱烈，能給人類溫暖。有一段當時就沒剪進去，柳霞躺在帳篷里，太陽從一個小窗戶直直地射進來，她臉上都冒油了，還在那自言自語：“太陽是我的兒子，你什么時候能回來，我能擁抱你么。”

森林里陽光很足，那時候很熱，要是怕曬，一轉身她就可以躺到帳篷的影子里，樹蔭下也是涼快的，但她沒有。

那一段拍得我特別難受，最后哆嗦地，完全拍不了了。我感覺他們是一群很直接的人，不管什么問題、什么矛盾，他們都直面，不回避。

柳霞和她的馴鹿 圖/顧桃

記錄片里，有一個柳霞的弟弟維加打她的鏡頭。之前有記者問我，怎么處理片子里這種暴力的鏡頭？我說這不是暴力，暴力是充滿仇恨的，但在森林里，大家都是很直接、很純潔、很簡單的。

這個事情是因為前一天晚上，維加因為酒的事情把柳霞打了。第二天得還回來。但柳霞沒想到凳子里有一個鐵片，就把維加的腦袋給刮了。

其實有些后面有些鏡頭剪輯師沒剪進去，柳霞把人打了怎么辦？跑去小賣部，賒兩瓶酒，再賒個罐頭，就回來道歉了。沒過多久，兩個人又開開心心地聊天。

他們是沒有恨的，只是很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情緒，是一種行為處事的方式。

03 “我只是在現場，打開了攝像機而已”

其實我拍“鄂溫克三部曲”（《敖魯古雅·敖魯古雅》《犴達罕》《雨果的假期》），是想表達我自己跟這個民族相處的過程中，那種最直接的感受。

這些紀錄片的主題，就是提出這些問題：失去獵槍了，這個民族是不是還有獵人一樣的勇氣、自信心和存在感？森林里，失去獵槍的獵民和森林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

我拍攝的是一種人和一群鹿。鄂溫克人不是每個人都有鹿，養馴鹿的人，影片里的何協、維加、毛謝、柳霞，他們是局部。

其實在森林里，養馴鹿的一共有5個獵民點。我為什么拍他們這個獵民點？因為是我父親多年以前拍的，而且這個獵民點太豐富了，這里有最好的獵人，也有小孩、中年、老人。他們對下山這件事的態度和反應可能都不一樣。

顧桃和維佳 圖/顧桃

片子出來的時候，有記者說拍得很深刻，我說不是的，是影評人、記者把它深刻了，我作為一個記錄者，我只是忠實于現場。

我第一次對森林有印象，還是在一九八幾年，我大概十四五歲的時候。我爸在臥室里，把昏黃的燈泡換成了紅燈泡，“啪”一下擰開那個燈，要把相機里的圖顯影到相紙上。

相紙在藥水里，慢慢地，黑白的森林出來了，馴鹿出來了，馴鹿上坐著一個婦女，前面有雪，有馴鹿的腳印。

我等相紙顯出影，拿起來，在整個暗紅色的空間里看，一個暗紅的燈光里的黑白世界，一個我不知道的森林的世界浮現出來了。

等我自己真正去敖鄉、走進大興安嶺，是在2002年的春節。

那時候，族人們盤著腿、拿著茶缸子，在一個客廳和臥室里喝酒。一開始的時候還唱歌。后來有人談論起2003年的生態移民，人要下山，鹿也要下山。那種悲傷感就慢慢籠罩過來了，從窗戶，從木刻楞（一種俄式木屋），從煙囪、窗戶、門縫彌漫進來了。

我的左手邊是一個空的客廳，悲傷開始涌入的時候，兩個即將退役的獵犬在那發情交配。

那個時候，在我的視線里，出現了兩個世界。酒精、性情、人的悲傷，和兩個獵犬的欲望，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畫面。那時候，我覺得相機不夠用了，因為光看著照片，這種感覺你解釋不清楚，也描述不出來。我需要動態的記錄。

所以后來我說，我不是學者、不是專家，我只是到了現場，在我自己感受到的現場，開機了而已。

我從來不會讓人坐下來，好好地錄一個，他們在紀錄片里的流露都是不自覺的、很真實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紀錄片導演叫紀錄片制作人更合適，因為他是看到了一個現象，要提出一個問題，它沒有導和演的這種成分。

每個人在城市里、在鄉村、在牧區、在沙漠、在曠野，都有自己的感受，跟教育背景沒關系。人先天性的東西在自然里剝落之后，就剩下你自己的感受。

04 森林和城市的鐘擺，指針合二為一

從2002年起=，到今年，我遇見敖鄉正好20年。現在的敖鄉打造得挺好的，住的地方離市區很近。聽說那里有一個巨大的部落，要買票進去，里頭有馴鹿，有打獵的體驗，還有一些手工藝品。

但所有的變化都是使鹿鄂溫克人在承受、在接受的結果。以前，我看到的這個民族，包括我自己，都是一個在森林和城市之間搖擺的狀態。

維加說他姐姐柳芭像是一個痛苦的鐘擺，擺在現代文明和古老森林這種傳統的方式之間。他姐1968年大學畢業，是使鹿鄂溫克部落的第一個大學生，畢業后分到了呼和浩特出版社。

在城市里，她想念森林，但是她已經習慣了城市。這里有美術館、展覽，有她的同學，有酒和藝術，有談論與交流。但對于城里的人來說，她是少數民族，跟他們不一樣的?；氐搅松?，族人又說，這孩子是城里人。就像維加說的，她像鐘擺一樣，很孤獨，在兩邊來回都找不到自己。

但不要以為他們不接受外界的東西。對于沒有接觸過現代事物的人來說，無論在哪里，它都是新鮮的。人要堅守一個東西的時候，同時也要突破一個新鮮的邊界。

最早我上山的時候，一個不知道誰放那的錄音機，“咔”一摁，有羽泉的歌。何協覺得聲音還不夠大，拿個大茶缸子一放，就有回音了。安裝太陽能的那一天，何協還在旁邊蹲一晚上，他怕鹿撞壞了。他們也在小心翼翼地探索這個邊界。

柳霞的兒子雨果，那時候10歲左右，我覺得他也在找森林和城市的連接。森林里沒有在火爐子里去燒烤的習慣，從無錫上學回來之后，他就不知道在哪找個香腸在火爐上烤。

鄂溫克很多年輕人，后來也出來求學、工作，但不是所有人最后都留在了城市。雨果在成都唱rap，又在北京上學、打工?，F在再回到森林之后，他開始拍短視頻，也用自己的方式在森林里建立他的生活狀態了，這樣也挺好。

敖魯古雅修建中的博物館 圖/九派新聞記者 陳冬艷

徘徊是正常的，我自己也在城市和森林間徘徊過。正是受了城市的影響，我才到大興安嶺拍攝紀錄片。

20多歲的時候，我到了北京，住地下室。我還覺得挺浪漫的，因為我覺得自己是有理想的人，愿意從井里望出去，看到天、看到地，看到別人的呼吸，看到鮮花，地下室也沒多深。

從地下室三層搬到負一層的時候，我的房間有了一截窗戶，把手機放那，有信號了。窗戶外面是個公園，里面有一個椅子，有一對青年男女，搭著肩膀，兩個腳磕在一起。我趴在窗邊，站在凳子上，等我的手機有信號。看到公園里這幅場景，我就覺得，這是北京，這是有愛情的城市。

但等我一從凳子上下來，我就成了別人的背景，沒有了歸屬感。

后來我開始給別人拍照，一年掙了2萬塊，我就特別難受，我說明年不掙4萬塊錢，不就證明你沒干好，后年還得掙6萬。

我是一個充滿卑微感的人，面對一個越大的城市，就覺得自己越微小，越脆弱了，但我還得在朋友面前假裝自己能駕馭這種生活，去應酬、請客。沒能建立起自己所追尋的東西，我覺得自己迷失了。

2002年，我去籌備紀錄片拍攝的事情，私心是想遠離城市，因為城市有社交圈。我2002年去森林的時候，它是沒有這種社交圈的，還是一個很單純的、比較原始的狀態。

就是為了找到這種自我確認的感覺，所以我帶著相機，沿著我爸之前的軌跡，去到了森林里。到了那，突然感覺能喘氣了。

就像我說的，回到北方、回到森林，我終于找到了自己的呼吸。

九派新聞記者 陳冬艷 覃鈺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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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九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