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門一關，李勇生要隱藏起名字和年齡——包括他是一名盲人的事實。

這里與外界隔絕，他的身份是一串工號，職責是勸人活著。出了這扇門，他們在電話里聊起的一切，都將被秘密掩埋。

(資料圖)

“希望24熱線”，400-1619995，諧音“要留、要救、救救我”，一條專門面向企圖自殺、有抑郁傾向的人的生命援助熱線，全年24小時無休。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數據顯示，自殺已成為15歲至29歲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僅次于道路傷害，每年有近80萬人死于自殺。

李勇生是天津接線團的團長，也是國內第一個從事自殺干預的盲人接線員。

李勇生做了一個比喻：有自殺意圖的人，會穿過一間間黑屋子，最后抵達灰暗的迷宮，沒有活下去的動力。但在每次進入下一個黑色房間前，他們都會向外釋放求救的信號。

熱線是最后一道生門，李勇生要做的，就是在系統崩塌瓦解前，建立支撐點，做最后的挽救。“做他們的朋友，走進去，和他們站在一起。”

李勇生在接聽來電。圖片來自《三月風》雜志

01 角色

李勇生有一雙灰藍色的眼睛，這是視神經萎縮留下的痕跡。一位給他拍過紀錄片的記者說，他戴墨鏡的樣子，像日本導演北野武。

在深夜的接線室里，李勇生確實像一名導演。工作前，他要把門窗緊閉，保證安靜氛圍，方便進入角色。他在眾多場景里穿梭，每通電話結束后，他需要時間，在大腦里進行角色轉換。

晚上6點，李勇生叩開接線室的大門。這里位于天津一處寫字樓內，十來平，兩部電話，兩人值班。“你打來電話，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你什么都可以說，我陪你聊天，咱們共同面對，好嗎？”

自殺干預將企圖自殺的人群分為4類，7個等級，26個級別。4個等級分別是輕度、中度、重度和急迫。“面對學生，我通常扮的是家長，如果是校園問題，我會扮演老師，職場白領打來的話，我就演同事。”

拿起電話，李勇生會仔細聽對方的環境聲，接著聽對方氣息的變化、停頓時間、聲音高低。5分鐘內，李勇生能判斷出危險等級，迅速建立一套干預方案——在此前的1000多通高危來電中，他的成功率達90%以上。

“基本聊5分鐘，我就知道我能幫助他，沒問題。他能投擲出求救的信號，我就知道，這人能救回來。”李勇生說。

他記得一個凌晨的電話。來電的是個女孩，李勇生聽出，電話那頭，有車流聲，風聲很大。他迅速判斷出，這是一個高危來電——女孩可能在馬路邊或高架橋。

情況危急，李勇生調高了聲音，音量與嘈雜的背景差不多大。事情在他的預料之中，女孩站在大橋上，準備往下跳。

在聊天的過程中，他抓準時機：“現在這個環境太吵了，我想聽更多，你找個安靜的地方好嗎？找一個車輛少，能避風的地方，咱倆好好說一說。”

連線半小時后，女孩來到距離大橋200米的公交站。一個小時后，女孩聽從了他的建議，回了家。“當她能和你訴說心里話的時候，危機的大門基本已經關閉了。”

李勇生近照。圖片來自 Figure 視頻

每一通電話，都是一次漫長的拉鋸戰，反復地在希望的產生和破滅中拉扯。

李勇生能體會對方的狀態：“他走到這一步，不知道深思熟慮多長時間，沒有親人和朋友的支持，任何的信念系統都沒有了，他只想結束生命來獲得解脫。”

他要做的，就是建立“拉力系統”，建立支撐點，打開對方的心結。“能打進電話的這部分人群，他內心還保留著一些對生的希望。這是他們的求救信號，他們還在掙扎之中。”

李勇生有自己的方法：說話時不打斷對方，讓對話一直延續。與對方情緒同步，琢磨對方的需要，撫平對方的焦慮。“他說出這句話，可能是求石問路，我要知道，他需要什么樣的幫助，他說完后，我必須連接上他的話，給他幫助。”

這也有一定的風險。如果技術不熟練，一句話刺激到他，不但不能將他拉出來，反而會激怒他的情緒，讓他的心理產生瞬間劇烈的波動。

“尤其針對想自殺的人，他最怕的是一種負擔，你可不要死啊，你死了以后你媽媽怎么辦？你爸爸怎么辦？他最怕聽到這些。”

02 盲人的世界

盲人眼前的世界，并不是永恒的黑暗。

李勇生從事自殺干預接線員，已有7年的時間。談起初衷，他說，既是助人，也是自救。“對方的包袱卸下后，我的包袱也卸下了，雖然我看不到，但感覺心里面是亮的，天空也是亮的，一切就不一樣的感覺。”

他善于捕捉情緒變化的信號，像獨獨在夜里出航的船，面對漆黑的渺渺大海，總能準確判斷出海浪的方向。但人無法四季在純粹的黑暗里生存，即使他是盲人。成功挽救一個生命的感覺，難以用言語形容。

李勇生能感覺到白天和黑夜的區別，有時，黑夜也不是空洞的黑。他去盲校做過調查，即便是先天全盲的人，眼前也不是漆黑一片。他認為，這是受情緒調節的原因。

“即使沒有光感，長時間受想法的強化，他會在腦海這種產生‘亮’的感覺，因為這樣會讓他感覺舒服，會讓他沒有壓迫感和窒息感。如果在腦海中只有一片黑暗，時間長了，內心再強大的人，也走不出來了。”

李勇生40歲了，但他所有的圖像記憶，都停留在10歲以前。失明幾乎曾經將他的生活連根拔起。

他現在還會夢見，失明前度過的那個春天。村里有綠皮火車，路上有一些笨笨實實的卡車，車頂插著天線。家鄉有一排垂柳，河邊有一片青草地，樹木發了嫩芽。他再未見過那樣濃郁的綠色。

如今，他10歲前的記憶正在消散，他記不清了，連夢境也模糊起來。

李勇生近照。圖片來自 Figure 視頻

失明前，李勇生是村里是出了名的孩子王。10歲那年，他在雪地玩鬧，被東西絆倒，臉扎進雪地里，眼球撞上路中間的“鐵疙瘩”，一塊地泵。雪地上落了血滴，他用手一碰，意識到，兩只眼球破了。

路上雪厚，車子難走，去大醫院要很長時間。父母帶他去附近的醫院，做了眼球縫合，沒多久就出了院。有親戚嘆息，挺好一孩子，這輩子廢了。“我聽見這詞極不舒服，我怎么就廢了？”

李勇生常常覺得，眼前霧蒙蒙的一片，腦袋上像箍了一頂“鐵帽子”，他總不自覺地想把頭上的“帽子”摘下來。他變得沉默，不似以前活潑，愛待在人少的地方。

他對聲音愈發敏感。他判斷天氣，依賴的是鳥兒的叫聲。天氣好時，麻雀嘰嘰喳喳，天氣壞時，鳥兒撲簌簌地亂飛，他想可能有一場大雨。他甚至能通過聲音，判斷馬路的寬窄。

李勇生仍記得12歲發生的事情。他和朋友去別人家的菜園子里拔菜，園子主人見后，只打了李勇生。“我覺得這是不公正的，想來想去，為什么欺負我？就因為我看不見，就因為我是累贅，我不行了。”

腦袋上的那頂“鐵帽子”，心里的疙瘩，都被一團火燒沒了。“我不能這樣讓別人看不起，我長大了，一定不讓別人說我是廢人，一定活好了，還要真正活下去。”

叔叔給李勇生買了一臺收音機，他靠聲音和世界發生連接。他聽相聲評書，也聽心理訪談，他知道，盲人能上盲校，學按摩，學吹打樂，又有了希望。

有次，他撥通了節目熱線，一名心理學專家正在講課。他問，我以后該去干什么？專家說，你可以去做心理咨詢師，這很適合你。心理咨詢對他而言，還是一個陌生的詞。

從盲校畢業后，李勇生做起了盲人推拿。有天，他聽說殘聯要舉辦針對殘疾人的心理咨詢師培訓班，在北京師范大學上課，一個城市只選兩三個人。李勇生被選中了。后來，他順利考到二級心理咨詢師證，開了自己的心理咨詢室。

有次，他去長沙參加心理學的課程，知道長沙建了希望熱線。“當時就覺得特別適合我，眼前一亮。”

2015年，天津也要辦希望熱線，李勇生立即去報了名，成為天津首批熱線志愿者。

李勇生和全家人一起旅游。圖/受訪者提供

閑暇時，李勇生也會想，如果沒有失明，他該過著什么樣的生活？他可能會去參軍，或鉆研一門學問，搞創新發明。“因為意外，才走進了這個行業。既然如此，咱別的也不擅長，只會心理咨詢，如果能幫助到別人，那是最好的。”

他時常感到，他與電話那頭的人，處于兩個世界。

在那個混亂失序的世界里，最初，他覺得自己像是村長，什么事情都幫著解決。后來，他更像俠客，路見不平，要拔刀相助。如今，他只想做對方的朋友，幫對方理清行動的線頭，做力所能及的事，“走進去，和他們站在一起。”

03 一場對人生的模擬

聽過成千上萬個故事，李勇生發覺，這些相似的情節，有著人生階段的共性，在不同的人身上挪移重現。

他接到的第一個電話，是一個老人打來的。老人年邁，常年獨自生活，身體不好，當下被賣假藥的騙了，不想活了。

他發現，這是老年求助者的共同癥結。他們寂寞，孤獨無助，多數時活在回憶里，抱有對未來的恐慌，日積月累，便產生了心理問題。

“相對而言，老年人好干預，只要讓他感覺有人在和他聊天，說什么都支持，類似‘大爺說得太對了’，‘就這樣沒錯’，讓他感受到認同感，就會慢慢恢復過來。”

李勇生還遇過欠了巨額賭債的中年失意者。對方認為自己是徹頭徹尾的失敗者，在酒里泡了一罐安眠藥，準備喝下去。他給希望熱線打電話，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讓別人引以為戒。

李勇生成功勸阻了男人。一個多月后，男人的家屬給熱線打電話致謝，李勇生聽接線同事說，男人已經走出了陰霾，他激動地圍著椅子轉圈。

他說，對于自殺干預熱線的接線員而言，最基本的準則是，無論對方說什么，都支持和尊重他，讓他感受到真誠，和發自內心的關注。這是建立信任關系的要義，“必須讓他感受到，我在聽，我在關心，不論說什么我都能接納。”

在聽到孩子的煩惱時，他最容易動情，沉浸在對方的痛苦里。

現實中，李勇生有兩個孩子，一個上高中，一個上初中。李勇生還記得，一個13歲的男孩，單親家庭，父親嗜酒賭博，男孩總是擔心受怕。一個孩子餓著肚子，又怕父親打人，又擔心父親不回來，他該多么孤獨啊。李勇生想到自己的孩子。

接完電話，他站起來喝了一大杯水，出去走了一圈，大腦放空一會，才能從角色里出來。

離開接線室后，外界的聲音能把他拉到現實里來。

一路走去，他能聽見車子的引擎聲，有司機按著喇叭催促前方的車輛，街邊小販在叫喊。這些聲音帶來生活的實感。

但并非所有接線員都能瞬時走出來。那些困苦的情緒有時會纏繞著他們。一些感情細膩的接線員更為困擾，有人常常擔心，他的困境有沒有解決？他有沒有再次自殺？他家人怎么樣了？

“他天天沉浸在這個問題里，就會影響到自己的現實生活，最終也是有一部分人群不干這行了，因為太容易動情。”

這些痛苦也滋養了李勇生，使他對苦難有了預設。

“在這些人身上，我看過了這樣那樣的故事，需要消化他們的痛苦和磨難，就跟打疫苗一樣，咱再遇到同樣的問題，處理起來就很自如，甭管過去未來，一切都是人生的反復模擬。”

04 解困

他發現，打給希望24熱線的電話逐年增加。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7月底，接聽來電達39.4509萬通，青少年來電占比40%，其中有5000余高危案例。

起初那些年，李勇生值班時，常常只有四五個電話。現在，電話幾乎是無間斷的。“這還是能打進來的，90%以上的電話是（占線）打不進來的。”

來電的年輕人也越來越多，學生占比最大。李勇生遇到最小的求助者，只有11歲。

需求量成倍地上升，與此同時，接線員卻流失嚴重，十分緊缺。

據希望24熱線數據，2012年熱線在上海建立后，為保證專業性，希望熱線要求，接線員需持二級心理咨詢師證，或參加《心理危機干預實操技術》培訓，經過培訓和見習才能上崗。

截至2020年10月，現有的志愿者達700多人，其中熱線接線員400多人。一名希望熱線的工作人員透露，2017年，接線員有700多人，2022年，現有的接線員已不足300人。

這些接線員均為志愿者，沒有任何報酬。多數人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老師、公務員、心理咨詢師占大多數，業余時間接線。

2015年，李勇生參加了希望24熱線的首期培訓班，同期的志愿者有350多人“很多人接線不久就走了，留在熱線的只有120人左右。”

七年過去，李勇生估算，如今堅持留在熱線的首批志愿者，不足20人。

人們離開的理由不一。有的因為工作調動，有的因為搬家，離得遠了，有的結婚生了孩子，時間抽不出來。但最大的原因，還是高強度的輸入和輸出。李勇生說，從事危機干預的接線員，需要較強的學習和探究能力，要不斷地吸收知識，再進行大量的實踐，是對精力的考驗。

今年6月，由世界衛生組織撰寫的《世界精神衛生報告》發布，自殺已成為年輕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致辭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說，全球正在經歷一場精神衛生危機，近10億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李勇生也有同樣的感受。城市的節奏加快，產生的傷感也越來越多，那些創傷和挫折，還來不及彌合，就有新的創傷填補進來。

他還遇見過熱線依賴者——長時間依靠希望熱線活著的人。“他們一空閑就打，也有一年打幾十次，上百次的。咱從不問他姓氏，也不透露信息，但他一打進來，能聽出我們的聲音，說，是你啊。”

李勇生從不會讓對方掛斷，而是繼續耐心傾聽，“熱線是這部分人群的希望，每個人的希望都是平等的，他對熱線這么依賴，說明他的社會支持系統非常薄弱。如果唯一的希望再打破，對他們是很大的創傷，我們能幫的話，還是會繼續幫下去。”

對于龐大的自殺人數而言，熱線僅是干預中的一環。它難以挽救如此多的有自殺意圖的人群。

“光靠一個希望熱線，真的是杯水車薪，心理咨詢師本來就少，里面研究危機個案的就更少了。”李勇生說。

李勇生說，每個企圖自殺的人，都會釋放出自己的求救信號。“我們心理學叫三托六變，可能會發有托人托物托事的行為，并且在性情等方面會產生變化。”

一個細微的關懷，或是微不足道的一點希望，就可能會挽回一個生命。“如果那時，我們剛好在他們身邊，千萬不要給他們再添加負擔，只要做到一點，真正地支持他們，理解他們、陪伴他們，讓他們不再變得那么孤獨，就能有挽救的希望。”

九派新聞記者 萬璇 實習記者 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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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九派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