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揚出席“2018中國人民大學金融學科第二屆年會”并圍繞債務和去杠桿為主題發表演講。他表示，金融危機沒有過去，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以及十年一輪的猜測下，危機有可能再次降臨。

李揚介紹，金融危機結束后，主要發達國家的信用和流動性已經恢復了正常，實體經濟恢復了正常，但是債務仍在上升，不管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全球債務無一例外都在上升。

隨后，在提到債務密集度時，李揚認為金融發現風險的同時還創造工具管理風險，他還認為無節制的金融創新，加速了金融對實體經濟的疏遠化。同時，李揚表示，金融的周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過去的危機主要反映在價格的劇烈波動上，但是現在物價和供求已經不構成周期變化的主要因素。

最后，李揚就去杠桿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杠桿率本身不太重要，掩蓋在杠桿率下面的若干質量性指標更重要。他還降調，去杠桿不能一刀切，否則會付出巨大的代價。

以下為演講精編：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驗的深入總結，我們發現了很多的問題，這些問題、挑戰需要我們下一步解決，解決這樣問題是中國走向強國的必由之路。我今天主要圍繞債務延伸兩個概念，一個是經濟發展債務的密集度，二是當前去杠桿的戰略。

截止到2018年4月，全球債務水平高達320萬億美元，超過2017年的237萬億，增長83萬億美元，債務的方面我們沒有做好，危機沒有過去。在全球經濟增長依然乏力的情況下，債務持續增長，引起又一輪的，有人說10年一輪，是不是又來了，我本人也傾向于這個看法，危機有可能再度降臨。

按照傳統的標桿，全球經濟危機已經恢復了增長，我們研究院做了兩個指數來衡量在市場當中最主要的風險，一個是流動性風險，一個是信用風險。分析顯示，發達經濟體的流動性和全社會的信用在兩年之后，基本上恢復了正常。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傳統的信用、流動性已經恢復了正常，實體經濟恢復了正常，但是債務仍在上升，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全球無一例外都在上升。

從中國、美國、日本和歐洲危機后的杠桿來看，美國的杠桿是在危機之后是上升的，但是速度比較緩慢，日本在危機之后還保持一個平緩的狀態，歐洲危機后上升現在有所下降，唯有中國迅速的上升。這構成了現在國際社會詬病中國很主要的根據。

非金融企業，日本、美國、歐洲杠桿率都是很平穩了，從這個圖我們可以平穩看到什么是發達國家，什么是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一個很重要的特征，企業非常穩定，各方面都非常穩定，財務指標非常穩定。

從政府杠桿率來看，發達經濟體無一例外都在加杠桿，中國政府也在加，但是杠桿率上升的比較平緩，但是中國的居民債務上漲較快。

危機之后所有的國家都在加杠桿，從結構上來說，發達經濟體是政府的債務發展很快，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在中國，微觀企業和居民的債務上漲比較快。這個也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區別，發達經濟體，宏觀經濟、債務出現問題的時候，是政府擔著，而在發展中國家，出問題之后會推到企業頭上，推到居民頭上，基本上是這樣一個格局。

有了這樣一些比較之后，我們就該開始分析了。

經濟成長比較穩定，但是債務不斷上升，于是就自然而然出現了債務經濟增長的密集度的問題。為了支撐一單位GDP增長需要多少債務。現在為了達成一個單位的GDP增長，比以前需要更多的債務，未來比現在還要更多的債務，這是一個全球現象，是一個我們回避不了的現象。

那么放在實體經濟里面，為了一定量的GDP增長需要多少資本，需要越來越多的資本，到底是效率下降了還是金融膨脹了?這個現象如果長期持續，可以通過貨幣政策制止。那么是去掉還是不去掉，怎么緩慢的去，這就是一個挑戰。

所以我覺得對于債務密集度上升這幾個事應當給予確認，從這幾個方面看：

第一基本層面，經濟的金融化。

一是金融發現風險然后創造工具管理風險。房地產在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不段上升，但是也產生了一些問題，中國最初是8年貸款，現在可以有30年、50年貸款，在貸款方面產生了期限錯配的問題。

世紀之交時，直接提高了杠桿率，首付比例為零，杠桿率為無窮大，現在房地產市場進入整個期限錯配，房地產嚴重惡化，需要大量的新的手段管理它，金融必須創造各種各樣的工具和手段來管理期限錯配，這會使得定量的GDP產出需要更多的金融予以支持。

房地產進入市場之后，開始有衍生產品，資產證券化、抵押貸款證券化大行其道，衍生金融工具獲得膨脹。因為證券化有風險，就要創造產品去管理它，里面信用不夠，于是開始要提升信用，加保險，等等，金融上層建筑就是這么上來的。

回過頭來觀察，全世界這幾十年來，各國基本上都發生金融危機，大部分都與房地產市場有關，但是唯有像德國這樣一些國家很少有因為房地產市場的研究，我們可以找出來原因之一，就是德國的房地產市場不發達。

二是無節制的金融創新，加速了金融對實體經濟的疏遠化。我造了一個詞，用金融創造金融。之前有一個“用商品生產商品”，說得是實體經濟的運行，到現在為止，從經濟學看它只是計量，只是一套實體經濟的運行，金融一套沒有進來。

但是現在我覺得金融因素進來了，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用金融商品生產商品，無窮的嵌套、通道、資產管理、加杠桿，用金融創造金融，因此把金融上升推得很大。

三是市場交易的便利化提高了各類資產的流動性。我們知道貨幣是按流動性來衡量的，流動性越高貨幣性越高，現在市場交易的便利化使得幾乎所有的商品都有了流動性，也就是都有了貨幣性，都有了金融性。

四是貧富差距。今年4月份有一個關于中國的研究，中國的貧富差距，10%的人擁有67%的財富，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有這樣的傾向，無論是財富和收入都是結果，這個結果就構成了金融上層建筑不斷膨脹的基礎。

金融密集度的提高是一個全面的過程，我不傾向于認為它什么不好，我們傾向于認為要確認這個事實，用一個理論邏輯去刻畫金融密集度不斷上升的狀況，要以適當的政策予以解決。

第二，周期變形、金融周期凸現。

對中國來說，一方面是長周期造成的趨勢，二是金融周期日益凸現。周期與危機密切聯系的，過去說的危機都是生產過剩危機，現在慢慢的不是了。過去的危機都會反映在價格的劇烈波動上，現在不是了，物價及作為物價基礎的實體產品的供求不構成周期的主要因素。

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深刻的事情，全面涉及改造經濟運行的機制。過去危機是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市場簫條、銀行關門等等，現在什么都沒有，物價也不變，但是金融劇烈波動，所以這也可以看出這個世界變了。

上世紀70年代開始，隨著金融創新全面展開，導致金融化、類金融化，經濟運行顯著受到金融周期的影響。巨大債務的貨幣源源不斷的注入并滯留于金融體系，不僅加大了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便利程度，而且使得金融方面的扭曲往往先于實體經濟的扭曲發生，所以使得周期的運行完全改變。

這個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首先驅動全面水平的經濟增長需要越來越多的債務，二是債務累計形成資產泡沫，三是影響周期而且對于貨幣政策、金融監管、乃至于金融理論軍提出了嚴峻挑戰。

第三，去杠桿要顧及全局。

去杠桿必要還是去到一定的水平，這是傳統的理論，我現在要封閉傳統的理論，約束杠桿，可能杠桿率本身不太重要，而是掩蓋在杠桿率下面的若干質量性指標更重要。比如說資產質量，杠桿率本身沒有問題，就是要杠桿操作，現在社會就是杠桿操作社會，現在社會不同于農耕社會就是在于它的杠桿操作。但是杠桿操作借錢你要形成資產，如果資產出問題一切都崩潰，如果資產不出問題，這個世界很美好，所以控制資產質量成為防范風險的關鍵。

如果資產出了問題，這時候我們需要用現有資產去沖抵，中國目前正處于這樣的階段上。我們需要考慮解決最大的杠桿率下掩蓋的不良資產，我們需要拿出多少優良資產去沖抵，所以國家要算一筆賬，這是去杠桿的一個要求。

另外一個要點就是成本問題，去杠桿到底能解決什么事，到底是債務問題重要還是利息支出重要。我們之前算全社會的利息支出相對于當年全社會GDP，結論很令人可怕，即大家新創造的財富不夠利息支出，那經濟就有問題了，所以需要降成本。

按照這樣的分析，美國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鑒，它的利率達到了零，并讓利息支出能夠運作，另外，中國降成本不光是利息成本，還有其它成本，特別是體制成本。

時機、節奏、步調、協調問題，急劇的去杠桿有可能創造一個自我基礎，金融是自行車，只要動了沒有事，讓它停誰都有事，所以這個要讓它動，慢慢動，一刀切、猛剎車不行，即便整個去杠桿的過程可控，由于體量龐大、結構復雜，牽扯面廣，現實中也很難保證不產生系統性蔓延，難免付出巨大的代價，所以去杠桿是綜合考慮的事情，現在非常好，我們從結構性去杠桿到穩杠桿，穩杠桿就是這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