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網站發布《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教育部關于深化高等學校教師職稱制度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落實高校職稱評審自主權，圍繞健全制度體系、完善評價標準、創新評價機制，形成以人才培養為核心，以品德、能力和業績為導向，評價科學、規范有序、競爭擇優的高校教師職稱制度。

其實，早在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印發的《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管暫行辦法》就明確提出，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備獨立評審能力的可以采取聯合評審、委托評審的方式，主體責任由高校承擔。這次發布的“意見”是對上述辦法的具體落實。將職稱評審權直接下放給高校，是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的重要舉措，而高校要用好這一評審權，需要推進學校內部治理改革，切實發揮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在完善評價標準，創新評價機制方面的作用。

如果這次職稱評審權能徹底下放，我國高校職稱評審將全面實現高校自主評審，解決職稱評審的雙軌制問題。20世紀80年代，我國部分公辦重點高校就開始獲得教師職稱評審權。在過去30多年時間中，高校自主評審和行政(部門)評審同時進行。沒獲得職稱評審權的高校，教師的職稱由教育行政部門統一組織。2018年，在《高校教師職稱評審監管暫行辦法》發布后，我國把副教授職稱評審權全部下放給高校，如此一來，加上之前已有部分高校獲得職稱評審權，就只有部分高校的教授職稱評審還實行行政評審了。

所有高校都進行職稱自主評審，有利于高校根據自身的辦學定位，制訂本校的評價標準。同時，這也能消除行政評審帶來的職稱“身份化”問題。一名教師在一校被評為教授，到另一校也是教授，這影響教師的正常流動，在自主評審背景下，在某校被評為教授，到另一校還需要重新參加評(聘)，如果達不到另一校的評(聘)標準，則不再是教授。

不過，把職稱評審權下放給高校，需要防止名為高校“自主評審”，但依舊是行政評審的問題。這是因為，如果高校存在行政權、教育權、學術權不分的問題，由行政部門主導職稱評審，制訂評審標準，這樣的評審就仍舊帶有很強的行政色彩。我國之前已經獲得職稱評審權的高校，在評審職稱時，重論文、專利、項目、經費，導致高校人才評價存在“唯論文”“唯專利”“唯項目”“唯經費”等問題，就是因為職稱評審由行政部門主導，把行政部門追求的辦學政績，分解為職稱評審以及教師考核的指標。而且，行政評價更在乎結果評價與數量評價，如對論文的評價，重視論文發表的數量和期刊檔次，并不重視論文本身的創新價值。這也是催生論文代寫、論文買賣交易的原因之一。

多來年，針對高校職稱評審存在的SCI(核心期刊)崇拜等問題，我國有關部門一直要求高校調整評價標準。這次發布的“意見”，也提出克服唯論文、唯帽子、唯學歷、唯獎項、唯項目等傾向，然而在具體落實時，教師們普遍擔心，離開了論文、專利、項目、經費這些指標，職稱評審會不會更講人情關系，變異為關系評價?對此，輿論呼吁在把職稱評審權下放給高校后，要進一步加強監管。在筆者看來，加強監管不是具體監管學校制定的評價標準，而應監管學校是否建立規范的評審程序以及健全的評審機制。不能因部分高校出現濫用評審權的問題，又把評審權收回，而要分析高校沒有用好自主權的原因，堅定推進高校的內部治理改革。

高校要用好評審自主權，制訂引導教師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學、做高水平學術研究的評價標準，防止職稱評審受行政和利益因素干擾，需要建立新的評價機制，即實行專業同行評價。就此，高校要推進治理改革，讓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真正發揮作用。結合現實來看，當前我國高校成立的教授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從委員的產生到委員會的運行，都需進一步增強獨立性和專業性。

(作者：艾萍嬌，系教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