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教融合”被寄予空前的厚望，但它能夠成功化解各類挑戰達到預期效果嗎

“產教融合”作為應對第四次產業革命、高端智能制造、“中國制造2025”“雙一流”大學建設，以及新工科教育改革等一系列挑戰的有效舉措，被寄予空前的厚望：

2015年10月，國務院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強調“深化產教融合，將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與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著力提高高校對產業轉型升級的貢獻率”，明確“產教融合”是推動“雙一流”建設的有效舉措；

2016年3月，黨中央印發《關于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進一步明確要求“建立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模式”；

2017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將產教融合作為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重要舉措，融入經濟轉型升級各環節，貫穿人才開發全過程，形成政府、企業、學校、行業社會協同推進的工作格局”。

由此觀之，“產教融合”遠超出人才培養的范疇，被視為以人才發展引領產業轉型升級的“助推器”、促進畢業生就業的“穩定器”、人才紅利的“催化器”；從長遠來看，“產教融合”將推動整個高等教育系統性變革，打造新型的中國高等教育系統，使高校與產業界圍繞產業與技術變革中的核心要素，構建新型的高等教育系統和產業體系之間的互動演進關系，推動國家實現科技自主創新與高端智能制造技術變革。

但是，“產教融合”能夠成功化解各類挑戰達到預期效果嗎？就理論層面而言，大學與企業是異質的兩類社會組織，其各自的本質屬性、履行的社會職能、機制設計與運行模式、組織結構等方面迥異，融合難度極大；在實踐操作層面，高等學校與企業具體在哪些維度上可以融合？如何融合？需要設計什么樣的激勵機制，才能有效推動高等學校與企業界主動破除壁壘，跨越兩者之間的巨大鴻溝實現融合？解決這一系列問題，需要變革哪些規章制度？這些問題成為“產教融合”成功的理論基石，需要在理論上深入再思考并厘定清晰，在實踐操作層面上，則需要破局，化解困境。

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操作上，“產教融合”均面臨一系列亟待厘定清楚的困境

一是在理論層面，“產教融合”的內在機理仍未被破解，導致在操作層面上缺乏理論支撐與指導，難以設計出“產教融合”的相關機制，再疊加上外部體制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產教融合”即使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仍然處于“兩張皮”的狀態，遠談不上“融合”。

二是高校與企業界深度“融合”的內驅力不足，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推動，高校與企業界雙方主動融合的自覺度與國家對“產教融合”的期許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差距，高等學校與產業界的鴻溝難以實現實質性的跨越。整體而言，目前“產教融合”主要限于企業參與高校的人才培養方案、開設一些專題講座、提供實踐基地等淺層次的合作以及部分科技型企業向高校發布的一些產學協同育人項目，而且是局部的單維度合作，還沒有上升為一種推動高校與產業界深度融合的長效機制。

三是高等學校與產業界對各自角色與定位均未實現根本性的轉變，作為兩個特質完全不同的社會系統，雙方在慣性思維框架內，難以實現深度融合。高校作為知識組織，遵循學科邏輯組織知識活動，培養各類人才，展開學術研究，理論知識傳授與增擴是其傳統的主要職能，讓高校轉變理念，以真實需求為導向，聚焦于市場、產業需求、創新創業、科技成果轉化等現實問題，以企業為主體推進協同創新和成果轉化，這意味著高校必須從整體上進行系統性變革。與此同時，中國產業界的人才需求與科技成果研究傳統上仰賴高校以及科研機構供給，本身沒有承擔這類職能的自覺，在“產教融合”中，要求其作為組織主體，突破瓶頸，履行人才培養、協同創新、成果轉化等職能，同樣意味著企業需要重新定義自身的角色與使命。

四是“產教融合”主體對各自定位與行動路線不清晰。不同高校因為優勢與定位不同，以及不同企業發展的需求不同，產教融合的行動路線與行動方略自然是不同的，不可能照搬某些固定的模式或方略。

破局——政府、高校、產業組織形成合力，將完全異質的兩類社會組織整合成“產教”共同體聯盟

“產教融合”破局的路徑就是政府、高校、產業組織形成合力，探究“產”與“教”之間的邏輯平衡點，指向雙方共同的訴求，構建雙向賦能的互動演進機制，將完全異質的兩類社會組織整合成“產教”共同體聯盟，成功化解面臨的一系列困境。

對政府而言，在“產教融合”中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規則制定者、統籌者、項目資助者、指導者、激勵者、推動者的角色。在制度設計層面，如何激勵高校變革，使之真正成為催化產業技術變革、加速創新驅動的重要策源地，以及如何激勵企業界作為“產教融合”主體，主動作為，以產業技術變革為契機，主動與高校深度融合，這是“產教融合”面臨的機制設計難題，因此，政府需要加快出臺“產教融合”的系列規章制度，尤其是出臺“產教融合”各方利益分配與保障制度，作為推動“產教融合”的有效激勵機制；定期發布各類產業技術發展指南，指引“產教融合”發展方向；運用財政資助方式，對原創基礎研究、事關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共性技術以及一些全局性的社會系統性問題立項，推動高校與產業界基于項目而主動“融合”，進而形成各種層次各種類型的互為的“產教融合”共同創新聯盟。在操作層面，政府發揮統籌與協調職能，指導構建政府、高校、產業界三方協同育人的各類跨校企培訓中心，使之成為“產教融合”的組織載體，推動高校的理論學習與企業的技能訓練真正一體化，實現高校界與產業界協同育人層面的融合。

對產業界而言，需要重新定義自身發展路徑以及社會責任，重新思考企業與高校之間的互動關系，明確與高校攜手合作，才能快速增強應對產業技術變革的核心競爭力；尊重高校的學術理念，為高校提供資金、設備、實踐基地，共建跨校企培訓中心；提出共性技術問題與高校攜手合作共同研發，推動高校技術成果商業化與市場化，從中提升自身應對產業變革的能力。

對高等學校而言，在信息技術推動整個社會發生系統性變革的大背景下，高校首先需要明確的是“產教融合”是集成創新、系統性創新，是從整體上實現“產教融合”，不僅僅是疊加創新，因此，高等學校需要從各個層面進行系統性變革；其次，高等學校需要重新審視自身的職能與使命，在承載傳統職能的基礎上，需要增加“科技成果轉化”的職能與使命，致力于科技成果轉化，使學術型企業家精神成為大學精神的有機組成部分。為實現此目標，高校需集合尖端學科，集中優勢資源，與產業界攜手，研究國家與所在區域發展面臨的重大戰略性技術問題，致力于將高校打造為高新科技的研發中心，為高新科技和經濟增長作出貢獻，為畢業生提供就業和創業的機會。

系統性變革——破解工程教育滯后于產業技術變革的現實問題

高等學校要做的系統性變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一是在運行機制與工程教育組織結構設計層面。為實現實質意義上的“產教融合”，需跨領域跨學科組建基于學術界與產業界專家的各類“工程教育聯合體”，并據此設計其運行機制與組織結構，作為“產教融合”的長效機制與組織載體，這類工程教育聯合體可以是各類跨校企人才培訓中心、產業技術研究中心、科技成果轉化中心等實體組織，也可以是基于項目需求導向的虛擬的工程教育聯合體組織。

二是在“產教融合”模式選擇層面。高等學校的優勢與類屬定位不同，“產教融合”的路徑選擇也不同，對職業技術類高校而言，學徒制“二元制教育體系”模式更為契合；對研究型大學而言，更適宜采用學術型“二元制教育體系”；在“產教融合”具體形式選擇上，可以采取多層次多目標導向的“產教融合”形式，包括人才培養導向、技術成果轉化導向、基于項目的共同合作研究導向等多種形式。

三是在新型師資隊伍建設層面。教師是“產教融合”的承擔者、實踐者，應建立產業界與學術界交互任職的互派兼容機制，建立雙重交互聯盟模式。現在“產教融合”偏重企業技術專家參與高等學校教學與研究，但是高校教師從制度設計層面，常態化參與企業活動的深度與廣度嚴重不足，應建立常態化的兼容機制，激勵企業技術專家與高校教師常態化深度融合。

四是在課程體系設計層面。“產教融合”驅動下的新課程體系，要求偏重產業技術需求導向，這不同于偏重理論知識的學科體系，因此，新課程體系需學科體系導向與戰略性新興產業需求導向雙向驅動融合，據此重構跨學科課程體系。

五是在創新創業教育層面：一是組建“經濟-科學研究聯盟”，打造科技成果轉化生態系統，以科技金融來驅動科技研發，激勵科技成果轉化；二是組建各類專題式創新創業訓練營，通過訓練營這種研學活動方式，將未來工程師具備的能力進行疊加與深度融合，并從中發現創新創業型種子選手與項目予以資助。

六是在教學法層面。“產教融合”更適宜采用基于“真槍實彈”項目的學習，做中學、面向實用的實驗，這類教學法主要是：移動混合式學習、解決工程實踐問題探究式學習、基于項目的學習、學生創業團隊式學習、工作坊訓練等。

值得注意的是，“產教融合”首要解決的問題是當前工程教育滯后于產業技術變革的現實問題，期望產業界與高等工程教育系統深度融合，有效整合工程學校的學術訓練優勢與企業的直接職業培訓優勢，合力培養出像德國那樣以其科學與數學知識基礎扎實以及技術技能精湛而揚名天下的工程畢業生，并能快速適應產業界的要求，以此形成獨步全球的工程教育模式。

可以預期的是，隨著“產教”深度融合，整個高等教育的系統性變革將得到進一步推動。未來高等教育改革應聚焦于如何為新產業變革提供支撐與引領，并深入再思考，構建新型的“產教融合”互動演進機制，推動“產教”協同創新，實現國家科技自主創新與產業強國的發展戰略。

（作者：謝笑珍，系華南理工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員）